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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江|什么最值得学习和知晓——论孔子的“学道”和“知道”
发布时间: 2022-02-28 09:31:01     作者:本站编辑    

  【摘 要】什么最值得人学习和知晓?对孔子而言,即“学道”和“知道”。《论语·述而》篇记载孔子所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中之“学而”可能有误。据《史记·孔子世家》之记载,“学而”当为“学道”,正好与“诲人”相应,于文于义皆长。孔子好学,也喜论学,所学范围甚广,“学道”为其要;孔子求知,“知道”为其本。出土文献所见《论语》(《齐论》)有《学道》篇,其言“学道”,结合传世文献,可求其具体所指。孔子信奉道,志于道,其道广大高远,学道、知道即为尽力、用力处。


  【关键词】学习 知晓 学道 知道 道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同它本身的重要性不一定对等,对此不断进行检视有助于扩展对事物的认识。就孔子之“道”而言,我们对它的探讨[1],还没有达到它在孔子思想世界中的重要性程度。在此我想利用三个文献考察一下孔子的“学道”和“知道”这两个概念。这三个文献,一个来自未受到注意的传世文献(《史记·孔子世家》),另外两个来自新出土的文献(肩水金关汉简和海昏侯汉简《论语》)。它们都为我们认知孔子之“道”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有价值的信息,因而也使我们观察孔子之道的视域得以扩大。


  一.什么最值得学习——“学道”


  《论语·述而》篇记载:“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2]我们很熟悉孔子的这段话,并且习以为常,历史上没有发生疑问,现在也是如此。但实际上这是有问题的。撇开头一句的“默而识之”,关键是“学而不厌”这一句。将它同“诲人不倦”连到一起说,两者已成为固定的熟语,语义也没有难解之处,指人在学习上和教人上应持有的态度:学习从不要有满足之心,教人从不要有厌倦之心。这两句话中的谓语“不厌”与“不倦”对应,两个词的搭配很合适。按说两句的主语“学而”与“诲人”也应是对应关系,但两者的用语明显不类。“学”和“诲”都是动词,这没有问题,但后者有宾语,前者没有宾语,却用了连词“而”,完全不对应。既然“诲”有宾语,施教的对象是“人”,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学”也应有宾语和学习对象。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没有人会否认孔子是好学的人[3],人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位喜爱谈论学习的人。在《论语》中“学”这个字出现的次数非常多。《论语》第一篇第一章孔子说的三种快乐中的第一种是来自学习(“学而时习之”)。[4]孔子在不同语境下阐述“学”,希望人们具有好学的精神,教导人们应该学习什么:有广泛意义上的“学文”[5],也有具体意义上的“学诗”“学礼”“学易”等。孔子还谈论了人们应该如何去学习。比如,他告诉人们,仅有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复习和练习;学习必须同思考结合起来等。


  在学习什么上,孔子提出的“学道”概念则是我们要重点讨论的。但在传世本《论语》中,这一概念只出现在《阳货》篇中:“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依据这一记载,“学道”这一概念是孔子提出的。子游在这一特殊场景下通过引用孔子说过的话,婉转地表达了他对老师批评意见的不接受。孔子的这两句话表明,不管是什么人(君子和小人),他们只要“学道”,对社会总是有益的。“道”这一概念在孔子那里比“文”这一概念的意义更广,它有路、原则、真理、价值和方法等许多意义。“学道”就是学习和掌握这一切东西,“志于道”就是以追求这些为志向。子夏将君子学习要达到的目标定位为“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按照社会分工,社会大众从事的是各种不同的具体工作,“君子”从事的则是追求普遍真理和价值,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器”。


  “志于道”就要“学道”。但“学道”在《论语》中只有这一处吗?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两句中,“而”与“人”这两个词不类。这两句话如果单独说,文通义顺,没有什么问题,但合到一起看,就有问题。“学而不厌”的上一句是“默而识之”,两句中都用了“而”字,将这两句相提并论似乎也可以。孔子有“学而不思”(《论语·为政》),子夏有“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等类似的“学而”的用法。但在这三句话中,后两句话前后的呼应性很强,“识之”同“不厌”不是对应关系,“不厌”只能对“不倦”,因此“学而”相对应的只能是“诲人”。既然“诲”后面是名词“人”,那“学而”后面的“而”字就有可能是误传。这就是问题所在。


  在偶然之中,笔者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史记·孔子世家》同《论语·述而》篇对这两句话的记载有异。我们来看《史记》中的记载:“明年[6],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这一记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孔子幽默地替子路拟出了介绍他的方式,说他是一个“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论语》中,叶公这个人出现过好几次,有处记载是他直接请教孔子。《论语·述而》中的记载是:“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与此不同,司马迁加上了“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它应同《论语·述而》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一句有关联。两者文字上的差别,除了“不倦”“不厌”位置互换(语义上没有特别的影响)[7],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的记载中是“学道”而不是“学而”。


  照上述《论语·阳货》的记载(“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可以肯定,孔子确实使用了“学道”一词。《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为“学道”,很有可能是司马迁有所本。关键是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两句话中,“学道”对“诲人”显然比“学而”对“诲人”于文于义都要好,传世本《论语》非常有可能是误写(或承上文“而”字而改“道”为“而”)。


  孔子一生敏而行之,其爱好学习和乐于培养学生的“不厌”“不倦”美德,既是他的承诺和倡导,又是他所履行的。这是孔子追求圣人人格目标的一部分。孔子的言行示范于弟子们,也示范于公众,他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了解他的人想进一步了解他(如叶公问子路),了解他的人肯定他,将他誉为圣人。但孔子从不以“圣者”和“仁者”自许,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这种赞美,他总是谦虚地说,他没有做到。但在学道不懈怠、教人不疲倦上他有当仁不让之自许,这是他的“夫子自道”。


  有两个例子能进一步佐证学(什么)与教(谁)是相对的,不厌与不倦是相对的。一个是《论语·述而》的记载:“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在这一语境中,似乎是孔子的弟子公西华称赞他为圣人,但孔子不接受,他用“岂敢”加以否定。孔子称他大概只做到了“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这里以“为之”对“诲之”。“为之”的“为”和“之”比“学”和“道”要广,但两者相类。


  另一个例子是《孟子·公孙丑上》的记载。孟子称颂孔子时引用了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在这一对话中,子贡询问他的老师是不是圣人,孔子一方面予以否定,一方面依然以学不厌、教不倦来肯定自己:“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8]这里的“学什么”和“教谁”都省去了,但实际上暗含有学是学道、诲是诲人的实指,补上的话当然就是“学道”和“诲人”。


  “学道”一语不见于六经,它可能首见于《论语》,也可能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从小就爱学习的孔子,主张人们广泛学习一切东西(“博学”),认为人应该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多能”),对儒家来说,这主要就是“六艺”(技能)和“六经”的学习和技能训练。孔子说的“学文”“学易”“学诗”和“学礼”等主要同“六经”(“游文于六经之中”)有关。此外,孔子主张广泛接触实际生活,主张多闻和多识,如《论语·述而》记载说:“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但孔子又强调学有所主。子贡敬佩孔子知识广博和多知。孔子反问他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道”就是孔子用以表达学习的主要对象和目标的一个关键词,这也是孔子为什么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孔子后学承继了他的“学道”概念。《礼记·学记》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9]


  这两段鼓励人们“学道”的话语非常著名,读起来也朗朗上口。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知道”和懂得道的价值;反过来说,人要“知道”就要“学道”。人不学习就不可能“知道”。岂止“道”,要认知和掌握其他事物都需要学习。


  因此,将《论语》《史记》及其他有关记载统而观之,孔子说的原话很可能是“学道不厌,诲人不倦”。这也证明,对孔子来说,“道”是最值得人学习的。之前司马迁的这一不同记载一直没有受到关注,我们自然也就不怀疑所传“学而不厌”文本有误。


  二.什么最值得知晓——“知道”


  两个新出土的文本为进一步认知孔子的另一个重要概念“知道”带来了重要契机。这两个文本,一个是海昏侯墓出土的汉简《论语》,一个是肩水金关出土的汉简《论语》。这两个文本共同印证了《齐论》确实有《知道》篇,而且“知道”这个概念就出现在这一篇中。根据这两个新文献,我们来讨论一下孔子的“知道”概念。


  主要出自《鲁论》的传世本《论语》中没有“知道”一词。按照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齐论》有22篇,比《鲁论》多出了《问王》《知道》两篇。何晏《论语集解序》肯定了《齐论》有《问王》《知道》,也认为这是多于《鲁论》的两篇。但《齐论》后失传,多出的两篇内容也无从得知。1973年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论语》首先改变了这一结论。根据整理和研究,其抄本被认为是《齐论》。其中就有《知道》篇,首章记载:“孔子知道之易也。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


  2015年出土的海昏侯汉墓竹简同样有《论语》(被认为是《齐论》),特别是其中也有《知道》(一支竹简反面写有“智(知)道”两字)篇。这也证实《齐论》有《知道》篇。《知道》篇首章记载(这支竹简正面写的内容):“孔子智(知)道之昜(易)也。昜=(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12]


  出土的这两个《齐论·知道》篇使我们确定:第一,“知道”确实为《齐论》一篇的篇名(海昏侯墓汉简反面写的“智(知)道”两字),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第二,《知道》篇的“知道”也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肩水金关汉简《齐论·知道》篇中,我们看到的是简一的内容;海昏侯墓汉简《齐论·知道》篇整体还没有公布,我们能讨论的也只是目前公布的这一支简。


  孔子以求道为志向。海昏侯墓汉简《齐论·知道》篇首章记载孔子对“道”的看法,说孔子深知“道”易知易行,不复杂,不深奥,是可望可及的东西。与此不同,孔子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又指出了“知道”不易和悟道的庄严,这让他的弟子们对学道、“知道”产生畏惧心理。《论语·雍也》的记载佐证了这一点:“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但孔子不接受他的说法:“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13]孔子是道德意志自由论者,他认为每个人只要追求仁爱就能实现它的价值。照《论语·里仁》记载,孔子鼓励人们追求仁,说一个人哪怕只有一天这样做,他也是做了。人在道德价值面前,只有为不为的情况,从来没有能不能(“力不足”)的问题。对于“道”同样如此。每个人都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去弘扬自身。在《知道》篇,孔子向他的弟子们强调通晓“道”并不难,可能同样是在具体的语境下有感而发。孔子语重心长,在几天中一有机会就说“知道容易”(“易易云者三日”)。[14]孔子这是在鼓励和增强他的弟子们追求“道”的信心和斗志。


  《齐论·知道》有关孔子“知道之易”的记载并不孤立。与此类似的记载,一处在《礼记·乡饮酒义》中:


  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15]


  另一处在《韩诗外传》卷五:


  人有六情:目欲视好色,耳欲听宫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绣而轻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则乱,从之则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也。《诗》云“诱民孔易”,非虚辞也。


  可以看出,《齐论》所记同这两个传世文献的记载在文义上没有什么差异,都是说孔子知道,如果人真的去求道、行道,那对他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它们在文字上有所不同:一是“道”与“王道”之不同;二是“易”与“易易”和“易行”之不同;三是说明与引用之不同。它们的语境也有所不同。传世文献的记载都是在与“礼”相关的上下文中引出的。乡饮酒礼是儒家礼仪之一,它主要是按照人的年龄区分座次和摆放不同量的食物,以体现尊长养老的伦常,引导人们理解和践履孝悌。孔子通过观察乡饮酒礼,认识到推行王道并不难。这里说的“王道”既是尊长敬老之道,又是孝悌之道。《韩诗外传》将人的生理和身体需求概括为六种(目欲、耳欲、鼻欲、口欲、身体四肢欲和衣欲等),认为“礼”的规范一定要根据人的自然欲求来建立,才能使人们既满足生活的需求,同时又知道有所节制。这也是人们容易按照礼的规范去行动的原因。《韩诗外传》从孔子懂得“道”容易实行这一点出发,又引用《诗经》“诱民孔易”,说这不是“虚辞”,都是为了论证“礼”的正当性(合乎人情又节制人情)。


  海昏侯汉简《齐论·知道》篇首章的下一句是记载孔子的话:“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16]肩水金关汉简《齐论·知道》首章这支简下残,只有“子曰:‘此道之美也’”等字句,以及“莫之御也”这半句。孔子是带着遗憾说的这两句话(此“道”虽好,没有人努力去运用它)。留下的一个疑问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说的“此道”是一个泛指还是有具体的所指。《孔子家语·颜回》的记载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颜回问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盍慎诸焉。’孔子谓颜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为也,何居?为闻者盍日思也夫?’”据此,孔子说的“此道”是指颜回询问子路的道理,即“力气勇猛远超德行的人能够死得其所的却很少”。颜回追问人们为什么不能避免。孔子的回答,包含了几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人知道什么不等于就能做到什么(“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为也”),这同《齐论·知道》篇中说的话大体一致,只是加上了一个主语(“人”);二是孔子对此又提出追问(“何居?”);三是孔子以反问的方式给予了回答:人们做不到的原因是没有好好去思考(“为闻者盍日思也夫”)。


  根据这一记载可以推测,汉简《齐论·知道》篇第一章可能引用了孔子说的这句话,但省去了《孔子家语》记载的孔子说话的这一背景。[17]但这一背景很重要,它不仅让我们知道“此道”具体指的是什么“道”,也让我们知道颜回为什么会向子路提出这一道理。子路以力大和果敢而闻名,孔子不时告诫和批评他不要逞强。正如人们容易好色而不容易好德那样,人们也容易好勇而不好德。颜回问子路的这句话,可以说包含着规劝子路的用意。孔子的强调既是对子路而发,也是从一般意义上强调在勇气和道德两者之间首先要注重的是“德行”。孔子对仁爱和勇气、道义与勇气关系的说明可以证明这一点: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对于孔子而言,勇气的重要性只能同道德结合起来而论,单纯的好勇根本不可取。孔子周游列国,多次受到过围攻,子路勇敢地保护他的老师和同学,这值得肯定。但孔子对子路的勇气又多有批评,因为他容易冲动,鲁莽有余,冷静不足。这是孔子所不希望的。子路总希望他的勇气能够受到他老师的肯定,一有机会就表现出这种愿望:“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孔子更欣赏的人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同上)。孔子在子路面前感叹他很难再继续推行“道”,想隐逸于海上,子路觉得这是他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但孔子马上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子路最终还是未能超越自我,违背他老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的教导,介入卫国君权之争而被杀死。孔子很伤心,痛哭了一场。


  孔子认为“知道”容易[18],就某些道理特别是孔子说的一些人伦日常之道来说是如此,人们“知晓”它们并不难。[19]但“天道”等一类的“道”,人们就不容易认知和理解。竹简《语丛一》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这也是孔子为什么会说“民可使行之,不可使知之。”(同上)从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泰伯》)我们更可以看出,人要“知道”又是多么不易,它是需要人一生为之献身的事业。


  《孟子》中有两处记载孔子的“知道”概念。按这两处记载,“知道”并不简单。一处在《公孙丑上》中。这里孟子有一个立论,认为人们追求道德价值就会获得荣誉,否则就会蒙受耻辱。但不幸的是,人们不甘于耻辱却又不去实践道德价值。一个人如果真的不甘于耻辱,他就应该自强自立,因为人的福祉是人努力自求而得到的。为了论证这一点,孟子先引用《诗经》中的诗“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佚名诗《鸱鸮》),然后又引用孔子对此诗的评论,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另一处在《告子上》中。在此,孟子认为,每个人先天都具有良善的道德能力,他只有努力才能将它发挥出来,否则它就会丧失。人们为不善不是他才质的过错,而是他不能尽其道德才能所致。为了论证这一主张,孟子引用《诗经》中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烝民》),又引用孔子评论的话“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孔子是《诗经》的整理者,又是《诗经》的阐释者,《孔子诗论》也保存了孔子对《诗经》的阐释。从德义看《诗经》是孔子诠释的一个维度。就这两首诗的例子来说,“知道”不易。


  对荀子来说,“知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儒家的立场,荀子对百家子学作了批评性的总结,认为诸子虽然都有所见,立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又都是一偏之学,没有掌握“道”:“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荀子·天论》)《荀子·解蔽》将“道”看成是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何谓衡?曰:道”),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也在于“知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治理者不懂得“道”,只会造成混乱:“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则必合于不道人而不知合于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与不道人论道人,乱之本也。”(《荀子·解蔽》)相反,如果人们掌握了“道”,就掌握了治理的根本:“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同上)荀子主张的“道”主要是“人道”,它是很容易掌握和懂得的。它之所以不容易被掌握,是因为人们往往容易为事物的部分所蒙蔽,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整体。人如何才能完整地通晓“道”呢?《荀子·解蔽》提出了一个重要而又不容易做到的方法:心灵的虚心、专一和宁静(“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相信,人只要遵循这一方法,他就能掌握“道”:“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同上)


  三.什么是孔子之“道”


  “道”之所以最值得人们学习,最值得人们通晓和掌握,是因为孔子信奉、信仰它。孔子信奉和信仰的“道”是什么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是“道”为什么最值得人们学习、通晓和掌握的答案。孔子之“道”是什么,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解答,但我们对它的讨论还不充分。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孔子的仁和礼常常被聚焦,而孔子的“道”则被淡化。由于这里我要探讨的主要是孔子的“学道”“知道”这两个概念,对孔子之“道”是什么的回答需要在相应的限度内来进行。


  有关孔子之“道”的论述,除见之于《论语》外,还见之于《礼记》《孔子家语》等其他儒家早期的文献中。统观这些文本,我们可以对孔子之“道”大体上都有什么用法和意义作出概括。孔子之“道”有时带有个人化的色彩,它被说成是“吾道”“夫子之道”等。但既然孔子承诺他的志愿是“志于道”(《论语·述而》),他一旦“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既然“道”在人间产生它的作用或衰退都受制于人力无法改变的力量,那么孔子的“道”就不会是纯粹个人化的东西,一定有它根本性、普遍性的意义和内在的力量。


  孔子之“道”有很普通的用法,如指人行走的“路”“道路”。[20]在普通的用法之外,孔子之“道”的第一个重要用法和意义是规则、规范和礼仪等。要使各有个性和追求各自利益的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个群体中,共同的理性、伦理规则、规范等是需要的。孔子特别重视的礼仪则是其中的一部分。《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追问说,既然人无论是谁都要从门户出入,那么人做什么事可以不遵循原则(“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谈到射礼,说“射不主皮”是过去的一种规则(“古之道也”);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孔子谈到“相师之道”,这里的“道”是指拜见老师的礼节。


  孔子之“道”的第二个重要用法和意义是根本的法则、最高的理性或真理。这可以联想到儒家的天道观念,联想到儒家带有宗教意味的“上天”概念。人们常以子贡说的“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为依据[21],说孔子不谈人性和天道。单看《论语》,里面确实没有孔子使用“天道”这个词汇的记录。但不能由此就说孔子不谈天道。《礼记·哀公问》记载鲁哀公请教孔子君子为什么尊崇天道,孔子的回答三言天道:“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这就是孔子的天道观,而且这与《论语·阳货》中所记载的孔子对“天”的看法一致。一次子贡请教孔子,孔子留下了对“天”的看法——“天”以自身自然而然的内在法则活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表明孔子具有自然天道观,但参悟和懂得它很不容易。有关孔子的“命”和“天命”等概念,我们有复杂的讨论和争论。简单说,孔子有两种不同的天命论,一是人类信仰的正义性的天命之命;一是个人不可左右的命运之命。这两种命很不相同。孔子一生探索和信奉的“道”,既是自然的天道,又是最高正义的天命。孔子说的“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信道”(《论语·子张》)、“君子学以致其道”(同上),以及他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有这两方面的意义。


  孔子之“道”的第三个重要用法和意义是正义和道义等。孔子谈到富贵是人所希望的,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但获得富贵必须合乎道义和正义,摆脱贫贱也必须采取正当的方式:“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称“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和“直道而事人”(《论语·微子》)[22],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同上),都将“义”与“道”相提并论,其“道”主要是指义、道义和正义。


  孔子之“道”的第四个用法和意义是一些比较具体的伦理价值。孔子说他的“道”是“一以贯之”。曾子将它解释为“忠恕”(“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如果是这样,忠恕之道就是孔子伦理价值的核心。孔子伦理之道的其他一些方面,如“孝悌”被孔子看成仁之“本”,孔子说这一根本确立了,“道”也就确立了(“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孔子曾经告诉子产“君子之道”有四个方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这被子贡看成是“夫子之道”,孔子谦虚地说他还没有做到。孔子赞扬子路有自尊和自足的美德(“是道”),说他“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不忮不求’”(同上),同时又告诫他不要满足于此。孔子之“道”的这一类用法和意义,整体上是将“道”看成某些具体的伦理价值。


  孔子之“道”的第五个重要用法和意义主要是美好的、理想的社会或天下太平。孔子常常将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进行对比,这可以理解为天下太平与天下混乱、无序的不同。如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孔子还多次谈到人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应该如何进行选择: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同上)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榖,邦无道,穀,耻也。”(同上)


  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这其实是一个矛盾。对儒家来说,邦无道的时候不恰恰是需要人去改变它的时候吗?孔子和他的追随者们不正是为此而周游列国吗?孔子不正是因此而受到隐者的嘲讽吗?不正是因此而被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吗?单从明哲保身来说,要实现这种选择也不容易。以勇敢著称的子路,孔子不时批评他,告诫他“危邦不入”,担心他“不得其死然”。但子路最后还是介入到了“危邦”的权力争夺之中而死于非命。事实上,孔子正是在春秋“礼崩乐坏”的混乱无序中追求天下有道、期望天下太平的。他最期望鲁国成为有道的国家:“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敬仰他的仪封人预言“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但在鲁国,孔子的政治期望没有实现,在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孔子一生渴望和追求天下有道的太平秩序落空了。孔子发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的感叹。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孔子看到鲁哀公西巡所获麒麟说“吾道穷矣”,逝世前孔子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记·孔子世家》)[23],这些都是孔子对政治失望的自我写照。但单凭孔子对政治的失望,不能说他就是一个失败者。孔子没能挽救一个衰落的世界,但他却创造了一个人文的世界,创造了一个人类精神的世界,创造了一个伦理价值的世界。这也是司马迁为什么会如此评论他:“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同上)



注释


  [1]有关孔子之道的讨论,参见《仁礼之辨:孔子之道的再释与重估》(梁家荣)、《孔子与中国之道》(顾立雅)、《通过孔子而思》(郝大维、安乐哲)、《孔子之道》(王炎平)、《中国思想的道家之论:一种哲学解释》(陈汉生)、《孔子“道”的形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颜炳罡)、《孔子之道及其英译之法》(杨平)、《〈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廖名春)、《孔子“闻道”说新解》(李景林)等。


  [2]定州《论语·述而》篇记载:“黑(默)而职(识),学不厌,诲人[不]卷(倦),何有于我哉?”


  [3]《韩诗外传》卷六记载:“孔子曰:‘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惮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


  [4]1847年日本创办的贵族大学“学习院”(现称“学习院大学”)的“学习”二字就取自于此。


  [5]如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等等。后将谈到“学道”。


  [6]“明年”即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


  [7]《韩诗外传》卷六记载孔子论学之言说:“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惮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8]《吕氏春秋·尊师》的记载也省去了学和教的对象:“故子贡问孔子曰:‘后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9]《礼记·燕义》谈到了“学道”:“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10]有关肩水金关汉简《论语》,参见《金关汉简“孔子知道之易”为〈论语·知道〉佚文蠡测》(萧从礼、赵兰香)、《肩水金关汉简〈齐论语〉研究》(王楚宁、张予正、张楚蒙)。


  [11]有关海昏侯墓汉简《论语》,参见《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论语·知道〉简初探》(杨军、王楚宁、徐长青)。


  [12]这支简的正面写有“智(知)道”等24字,反面写有“智(知)道”。


  [13]在受教过程中,冉求曾受到孔子非常尖锐的批评,“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批评他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但他又是孔门十哲之一,孔子称赞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


  [14]“知道之易”是说人懂得道容易,如同《庄子·列御寇》记载的庄子所说“知道易,勿言难”。


  [15]《孔子家语·观乡射》也载有孔子这句话(“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虽记载的礼仪有所不同,但也强调人们通过乡饮礼节很容易建立尊重长者的伦常:“贵贱既明,降(隆)杀既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国矣。”《礼记·射义》也说:“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16]“御”有对当、相当之义,如《诗经·秦风·黄鸟》说:“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但这里的“御”应解释为“运用”。如《荀子·礼论》说:“然而礼兼而用之,时举而代御。”


  [17]这不是孤立的一个例子。《论语》记载的孔子的言论有不少都有背景,在《论语》中则省去了。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从《孔子家语》的记载可以看出,孔子这句话是对颜回说的,颜回又是问子路的。


  [18]从孔子的一些论述来看,体现在行动上要比知困难。荀子乐观地相信,人只要真正懂得了“道”的重要,就一定会行道:“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荀子·正名》)


  [19]孔子后学和他的追随者在一些场合也强调“道”的平易和“道”的人间性特点。如《中庸》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再如,《荀子·儒效》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但认识和掌握“人道”即使容易,也不等于按“道”去行事也容易。明白易知的简单道理,做起来也是不容易的。


  [20]如《论语·阳货》记载:“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又如《论语·子罕》记载:“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孔子用作“路”的“道”这一意义,有可能已是“道”的引申义了。按照“道”的最初构型,它很可能一开始是用作动词,相当于“行”的意义,作为“路”的用法是后起的。写法上同它接近的“行”反而一开始很可能是作为“路”使用的,它的行走的动词义则是引申出来的。(参见曹定云)


  [21]孔子谈到了“性”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包含着丰富和复杂的义理。孔子也谈论了人的才质和才智的不同,这是广义的人性论的一部分。


  [22]“道”分“直”“枉”,“枉道”即不义之道。孔子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的“道”,有可能就是指不义之道。有关“直道”,孔子还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同上)


  [23]《礼记》和《孔子家语·终记解》的记载有所不同:“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礼记·檀弓上》);“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孔子家语·终记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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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哲学动态》2022年第1期    浏览次数:0   【收藏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