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八派新探》

作者：宋立林

线装书局2023年2月版

　　作者简介

　　宋立林，首批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2017-2021），现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杏坛学者，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兼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礼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主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孔子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儒学，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孔子家语译注》等多部著作。

　　目录

　　后记

　　三年的时光不经意已经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算充实。

　　外面春风和着细雨，窗外的小湖泛着涟漪，湖畔的垂柳已是绿莹莹的一片，玉兰也已绽放，仿佛空中弥漫着春的气息。站在窗前看风景，生机勃发，清华朗润，这是久违的惬意，难得的心境。轮到写后记了，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我很幸运，能在硕士毕业留校两年之后，于2008年继续追随杨师朝明先生身边读书。梅贻琦先生曾经对师生关系做过精彩的评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导前，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读后深深服膺此义！自从2003年以来，与师相处既久，自然颇得从游之乐！此生何其幸也！尽管他依然是那样的繁忙，但我们依然能够时常讨论学业与论文。老师很放心，让我做这个大题目。我还不时与之争论，师亦不以为忤，事后反而多加谬奖，令我汗颜。尽管杂事多多，我依然丝毫不敢放松读书、问学，为的就是不辜负老师的那份期望！

　　我生活在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而我又有幸在孔子故里求学和工作，身在其中，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对儒学的未来发展必然会进行学理上的思考。然而，我本身的研究领域在先秦儒学，尽管我对于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史充满兴趣，对当下的哲学建构问题也颇有关注，但是我深知自己的能力之薄弱，是无力从事于斯的。我所能做的还是学术的探索，是一种学术史的考察。即便如此，我也意识到我的学术积累未必能够胜任这一课题。因此，三年之后所能奉献出来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份不成样子的作业而已！

　　我想，儒学富有生命力，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她一直在进行着“现代”的转化，她一直都是面向现实世界，面向生活本身的。我们可以从儒学的源头处一窥儒学自身的特点。其实，从儒学内部演变而言，“多元嬗变”的格局自孔子之后便一直绵延传袭下来，不过表现得最为清晰的无疑还是战国儒学，所谓“儒家八派”问题正是这一多元嬗变格局的最佳证明。我选择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命题，用意在此。

　　我想，简帛文献的大量问世是我这一篇文章之所以值得一写的前提所在。从马王堆帛书到郭店楚简、上博楚竹书，甚至到刚刚面世的清华简，一次又一次掀起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新认知，对诸多学术问题的反思。“儒家八派”的问题也正是得益于这些新出土文献的刺激，才有了重新梳理的必要。当然，我记得2004年左右，在烟台的一次会议上与邢文老师的关于先秦学术史的讨论。邢文老师负责李先生主持的《中国学术史》“先秦卷”的撰写，但是期盼了许久之后仍未见动静，因之询问邢老师。他道出了其中的缘由，是因为出土文献层出不穷，先秦学术史根本不能写，因此不几年可能就会有新的资料出现，使得学术史必须重写。于是干脆放弃了。我很觉遗憾，但也觉得邢老师所说不无道理。但是，我想整个先秦学术史的重写确实有很多障碍，不过就“儒家八派”问题而言，无疑已经具备重新梳理的条件，虽然这一工作也注定是阶段性的。如果担心新出文献的不断出现而就此歇手，总有消极对待之嫌。当然，就现有的出土文献而言，虽然学界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毫无疑问存在的问题依然需要我们几十年或上百年来消化、理解、解决。

　　我在与杨师商量之后，列出了一份提纲。2009年10月份进行了开题，诸位老师都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和建议。当时，王洪军师便半开玩笑地说，立林，你这篇论文不能少于三十万字。我说，我争取。但我当时想，有十五万字就可以了，因为我杂务太多，时间不允许啊。确实，我在本校读博，杂务缠身，远不如负笈远方来的清静逍遥。不过反过来却从这种杂乱忙碌中获得了来自家庭与师友的更多呵护！其间，内子身怀六甲，一项重担又压在肩上。之后的日子便是照顾孕妇。直到去岁暑假，宝宝降生，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不过该照顾的人从一个变为两个，负担又顿时增加了数倍。幸有岳母和大姐替我分担照顾妻儿的重任，我才在去年世界儒学大会之后正式投入论文的写作。写作一般是在宝宝晚上睡觉之后，常常在凌晨两三点甚至到五点，这段时间因精力集中，写作进展颇为顺利。不过，在写作的开始阶段便感觉到原来的计划过于庞大，必须缩小战线，否则不可能完成论文。这时，我又重新找出光胜兄给我的意见，这时才觉得这份建议是基本合理可行的。于是，在吸纳了光胜兄的建议之后，将涉及早期儒学在心性论、政治思想等演变的内容舍弃，只进行学术史的考察。我将这种考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以传世文献中的《孔子家语》和二戴《礼记》为主，一部分是以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和上博竹书等简帛文献为重点，对“儒家八派”及相关问题予以考察。对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予以吸纳，然后进行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尽可能地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即使如此，很多应该研究的问题，也因为时间和精力所限而只能俟诸来日了。经过小半年“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宅男”生涯，“闭门造车”，终于在3月初完成论文初稿，交杨师审阅。此时的我已经心力交瘁，身心俱疲，数日浑身乏力。但还是得补充材料，修改论文。月馀，提交论文时间将至，杨师才将审阅意见赐下。杨师对论文大体满意，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这样的工作，相当不易。其实，这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是三年来陆续所撰论文，被我吸纳进学位论文。原来感觉互不相关的几篇文章，居然大都关涉到这一主题，令我很是惊奇。经过数日的修改完善，最后定稿正文加注释约有三十七万字。

　　论文还必定存在着太多的问题，有些是我已经意识到但一时无法修正的，有些是我尚未及发现，有待师友指点赐教的。但是，我对待学问的态度是诚挚的，我对儒学的信仰也是真挚的，我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建构是用心在思考的。论文中也许带有太多的感情，但我并不觉得多馀或不当。我想，历史学或思想学术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承载着重振人文精神的历史责任，这也许是我与科学主义史学不同之处。我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传统一向抱着“温情与敬意”，对于前辈学者一直希望实现“同情之了解”，在文化立场上，我毫不讳言我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乃至我的儒家身份。当然，我十分自觉地持一种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立场，尽可能地以“清明的理性”来范围自己的思维，以免陷入对自我（儒学）的盲目自恋，遮蔽了应该正视的问题，不知反思。但这与某些反传统“志士”依然有霄壤之别。在史学观上，我深受李学勤先生所倡导的“走出疑古时代”和杨师对儒学“正本清源”观念的影响。不过，对于所有的前贤时修，凡是我的论文曾经涉及到的，不管是我所赞同的，还是我所反对的，我都深表感谢。学问无止境，再厉害的学术大师也会有错误，何况是晚学后进，因此学问是可以商榷、互相辩难的。尽管我非常讨厌辩论，但是我觉得对于不同观点的商讨还是有助于学问的进步的。因此文中不免对前辈的观点有所商榷，当然也难免会有言辞不当之处。由于能力和视野的限制，使我的论证和看法可能存在很多偏差，也有很多优秀成果尤其是海外的论著未尝拜读，这都需要我在日后不懈地搜求，不停地努力。对于学术文章，我也十分注意表达。古人所谓“考据、义理、辞章”，我依然十分看重，也努力地使之臻于完美。当然，语言是否优美，读来是否不至于过于枯燥，以至不忍卒读，那得需要师友的点拨了。只是，自己觉得文字的功夫尚有继续雕琢的馀地。先秦学术的研究，牵涉问题之复杂，简直令人望而却步。像我这样的后生，虽然对学问事业抱持着“天然的兴趣”，但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学问功底极为有限，妄想有所言述论作，简直有不知“天高地厚”之虞。于是，拼命读书似乎就成了无法摆脱的宿命，即便如此，也仍难及前辈学问之万一。我自知才学浅薄，识见寡陋，在这汪洋一般的学海中遨游，恰似一叶扁舟漂浮海上，其危险可想而知！然而因为孔子的缘故，使我对此充满兴致，竟然忘记了危险。

　　三年中，除了得到业师杨朝明先生的教诲之外，还有很多的师友给予我巨大的关怀和帮助，这些关怀和帮助对于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

　　感谢杨荫楼、张承荣二老使我重享父母之爱。师母刘淑强先生依然一如既往，关爱备至。曾亲聆学界前辈李学勤先生、蒙培元先生、丁冠之先生、郭齐勇先生、俞荣根先生等的教诲，使我获益良多。如今丁老师已经仙逝一年多了，无法对这篇拙搞进行评点了，令人神伤。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台湾佛光大学李纪祥教授、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韩星教授、社科院郭沂先生、中国政法大学林存光教授、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武汉大学胡治洪教授、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北京艺术研究所张岩先生等诸位师长的勉勖和奖掖，令我铭感五内。诸位老师都是我学问的榜样和楷模，他们的著作使我受益良多！和他们的交往，使我在学问之路上倍感温馨。虽然我十分驽钝，但是廖老师还是多有勉励，使我得以自信。犹记09年在清华参观清华简，廖师抚吾肩曰：你当年如果考上了，不也是可以整理清华简么？令我对当年未能考入清华，追随左右而无地自容！虽然读梁师的文章很早，但真正亲炙却是晚近的事情。不过梁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帮助尤多，其很多看法具有很大启示。我与李纪祥老师一见如故，虽关山万里，海峡相隔，但电邮频频，探讨学问，一时快事。论文完成后，得到他的肯定与鼓励，也提出了良好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他叮嘱我对经学要下功夫，对某一经典要吃透云云，使我获益良多。颜炳罡老师演讲儒学时的激扬之情，令我感动莫名。犹记去岁秋日应颜老师之约赴山大谈事，下午在书店遇到山东电视台戴君，相约在济南某茶馆里，听山东师大赵卫东兄神侃学问之道，一直到接近晚上十二点，才想起应该找个地方住下。黄玉顺老师的“生活儒学”虽然一点都不“生活”，但是从他那里我还是感受到“哲学”的魅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陈静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郑万耕先生、台湾“中研院”文哲所林庆彰先生、山东师大王钧林先生、山东大学李尚信先生、《孔子研究》编辑部彭彦华女史、复旦大学邢丽菊女史、中山大学杨海文先生等在发表论文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使我感动。骆承烈老师多有鼓励，每有新著便惠赐一部，甚是感激。黄怀信师、王洪军师对我时加指点，多有鼓励。刘彬老师是我在易学方面的启蒙老师，虽然博士论文期间已经不以易学为主题，但是其中涉及的种种问题依然得其指教！周海生老师温文尔雅，常相聚谈，颇得畅快之情。李建老师作为分管副院长，对我关怀有加，令我感动。韩锋老师和亚宁姐贤伉俪对我倍加关爱，令我幸福非常！杨春梅、张松智二位老师尽管与我对儒学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却给我了很多的指教和启示。学院宋德昭书记和成积春院长的关怀，催人奋进！傅永聚、修建军、李绍强、王曰美、刘雪飞、赵满海、韩晓燕、邹翔等老师的垂教及对论文提纲的修改意见，使我受益匪浅，谨致谢忱！崔茂新、纪洪涛、李钧诸位师友时常切磋学问，交流思想，使我受益匪浅。资料室郭鲁兵、骆明、姚雨田、刘以慧诸位老师帮助多多，使我铭感于心！浅学如我，得到众多师长的爱护，真是幸何如之！

　　侯乃峰兄多次代我寻觅资料，解疑释惑，使我无法忘怀！孔子研究院清高雅致、既狂且狷的王汉峋兄，苏州大学豪气干云、辩才无碍的刘伟兄，重庆读书好学、耿直爽快的余涛生兄，深圳虽在“商”界犹钟情熊十力的欧阳涛兄，上海行伍出身的哲学博士杨少涵兄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与余兄、欧阳兄、杨兄尚未谋一面，但却无碍于知己之感，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很是难得。香港大学单周尧先生的两位高弟谢向荣、萧敬伟诸兄提供大量资料，使我感激不已。同门诸友的鼓励和照顾为我营造了一个温馨的氛围，使人干劲十足！衍华经常与我讨论，信英、赞赞等帮助复印资料，尤其是光胜兄不仅贡献了提纲与论文的修改意见，还帮助搜集了不少资料，并就相关论题交换看法，助我良多。王红霞、吴霁雯、赵薇诸姊殷切关怀，德立大师兄及慕东师兄、续兵兄、德成兄、淑臣老师、杨东兄、建河兄、乃勇兄及金玲、晏逾伉俪等多有指教和关怀，海鹰、海燕和忠强与我通过QQ及电邮往复讨论，互相勉励，及陈霞、化涛、政之、学林、郭凯、房伟、杨萍、秦飞、培培等多有襄助，宝平兄、振涛兄及韩涛、孙航、袁逢诸贤弟并京华董卫国、于常青、李成晴诸君等在多方面予以惠助。王汉苗、王春华大姐给予不少关心帮助，老友孙宝华、张伟伉俪时常关怀，大学时同宿舍的几位兄长一如既往地疼爱，凤东、智国诸兄的关心，夏津一中的同事好友不时温馨问候，都令我倍感幸福！还有那么多师长友朋给我无私帮助和关怀，恕不能一一列出。在此深深地道上一声：谢谢！

　　家人永远是背后最大的支持！先严与先慈已过世十个春秋，十年来他们不时的出现在我的梦里。不管怎样，我的种种努力和点滴成绩都是我对父母的最好报答。家兄与大姐、二姐在物质与精神上都给予极大的帮助。岳父、岳母不善言辞，但默默地为我分担了很多困难，尤其是对宝宝的照顾，使我得以抽身作文。内子徐慧博士虽然理科出身，但对我所从事的人文工作极为理解，容忍或者说支持我疯狂购书以读，使我既感且愧!三年中因为不能时常泡图书馆，加之本身有买书的嗜好，于是借机购藏了大量书籍。虽然饱受“聚书敛财同为一贪”之讥，连物流送书的大姐都无法理解我这种疯狂的举动，但毫无疑问的是，四壁的藏书使我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不消说，这些书费几乎全部来自内子的慷慨。她也有繁重的科研任务，在身怀六甲期间和宝宝出生之后，还得不停地坐在电脑前紧张工作，十分辛苦。而我却因为写作论文而无法替她分忧。小儿青朗的出生给我写作带来无穷动力和无限快乐，虽然照顾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太多的精力和心血，但是学术研究的艰辛与烦闷被一扫而光，保证了论文的如期完成。元旦的时候，杨春梅师曾开玩笑地说，你多幸福啊，养了俩儿子。我知道，她说的是我的东东和博士论文。不养儿，不知养儿的苦；不养儿，也无从享受养儿的快乐。这是我的切身感受！套用一句流行语，表达我此时的心情：我，忙并快乐着！

谨以此稿献给先严安成公、先慈宋朱氏夫人！

鄃县逸民宋立林

2011年4月2日初稿，11日夜修改，5月29日改定于逸乙精舍

　　补记：

　　上面的《后记》是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后所作，白驹过隙，倏忽已过十年矣。这十年中，不仅鬓增华发，而且又有女儿西西的出生。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基本上落在了内子身上，使我十分愧疚。唯有一份感恩之心，努力工作，有所成就，方能补偿万一。博士论文极为粗糙，但承蒙台湾花木兰出版社慨允出版繁体字版，对于我而言，是一次莫大的鼓励。当时曾有台湾佛光大学的李纪祥师与孔子研究院的挚友王汉峋兄赐序，给予极大鼓励，无任感篆！本意利用一些时间，认真修订然后出版大陆的简体字版，然而直到目下，尚无时间动笔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修订，只能做小的修补，大体上还是原来博士论文的“原汁原味”，真是惭愧汗颜！感谢山东省一流学科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史”经费资助，感谢孔子文化研究院领导垂顾，使这本凝聚着我心血但又不成熟的著作得以出版大陆简体版。同时本书的修订得到“山东省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逸民宋立林于慢庐

2021年3月

　　又补记：

　　又是一个春和景明的季节，距离花木兰版已过十年，小书的大陆版终于可以印刷，欣喜且惶恐。2021年底我又回到孔子文化研究院，感谢院长王钧林老师的关怀，使我安心学问。感谢责编李春艳女史的认真编校，减少了不少错误。友生郭力佳、李蓉欣、张姮宇帮我校对，十分感谢！

作者识于慢庐

2023年5月

　　台版后记

　　丙子秋日，余自鲁北负笈南行，烟雨蒙蒙之中，来至洙泗之滨，入曲阜师大历史系就读，虽生性驽钝，然四年中心无杂念，一心向学，杂览乙部诸书，发愿于史学有所贡献云云，惜乎，与夫子竟若即若离，未入宝山，真愚昧之至。毕业返乡，登杏坛，课诸生，未忘学问，所幸越三年，得重返曲园，入孔子研究所，随杨师朝明先生问业，得窥孔学堂奥、享从游之乐，洎今亦十度春秋，鬓生华发矣。杨师学问精深，为人豪爽，大有儒侠之风。

　　十年间，耳提面命，小子能有初窥学问门径，赖恩师之赐也。攻读硕士时，余所为文以孔子易教为题，于夫子亦有‘弥高弥坚’之叹。攻读博士时，顺流而下，研习七十子及其后学，所谓‘儒家八派’问题，欲于此纠葛不清之公案，稍加廓清，重写先秦儒学史也。

　　当今物欲横流之世界，熙熙攘攘，无非利字。痛苦挣扎者有之，纸醉金迷者有之，然莫不染迷茫、孤独、惶惑、空虚诸病，而余于此生得以邂逅孔子，稍悟内圣外王之道，修齐治平之理，真三生之幸也。十年来，埋首故纸，沉浸圣学，与诸师友切磋论道，寻孔颜乐处，悟生命智慧，略有所得。时值中华贞下起元之际、国学复兴之时，躬逢其盛，未敢袖手，故每不自量力，或登台说法，或伏案著书，希冀能正本清源，破除国人于孔子儒学及传统文化之偏见，重温经典，亲近圣贤，移风易俗，增进福祉，惜乎，教化之功未奏，数年心力枉抛。且余心喜旁骛，举凡古今思想文化之史、大师巨子之作，无不寓目，广博有余，而专精不足，又喜以文人自命，追慕古人之诗意人生，每每纠结于学者与文人之间，无能抉择，此为学之大忌也。故虽问学经年，然所惑实浅，枉负师友之期。当年船山所谓‘一自命为文人便不足观矣’，自为切实之论、警世之语！每念及此，能不汗流浃背！

　　此书乃余之博士学位论文，亦为余之首部专著，承蒙台湾花木兰出版社不弃，得以出版，幸何如之！犹记去载夫子诞辰之际，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在孔子研究院召开，因余忝列该院特聘研究员，邀约好友孔祥军、杨少涵、孙齐鲁诸兄莅临会议。诸兄皆青年才俊，博学多才，益我良多。余设宴置酒，与诸兄畅饮抒怀，订‘曲阜之约’，互相勉励，彼此督促，脚踏实地，一心治学。知祥军兄博士论文交台湾出版，余等闻之大喜。后余及杨、孙二兄皆与杨嘉乐女史联络出版事宜，不久幸获通过，拙作列入出版计划。遂履约修改完善之。然苦于诸事丛脞，分身乏术，教学与著述占去太半时间，以致无力大改，只得微调。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诚不我欺也！余业余编辑辑刊有年，深味其中甘苦。幸赖汉峋兄援手，列出错讹及表述不当之处近百条，补我之所未逮，可稍弥错漏！汉峋服膺今文经学，

　　好学深思，才情出众，儒门难得之俊彦也！

　　承台湾佛光大学李纪祥师、业师杨朝明先生及挚友王聿槛兄拨冗赐序，鼓励与争鸣，惠我匪浅，铭感五内！此文撰著期间，蒙学界前辈指点教益无数，尤其梁涛老师启示、提携尤多，谨致谢忱！白奚老师为余博士论文答辩主席，多有赐教，受益匪浅！廖名春老师多年来关怀有加，教示良多。黄怀信师、傅永聚师、王洪军师、王钧林师、韩星师、刘彬师、周海生师等多有错爱，惜乎，余才思不敏，诸位老师之意见未能完全领会并改正文中缺憾。同门刘光胜兄提供建议，使余初列之庞大提纲得以缩半，论文得以顺利完成。衍华、海鹰等杨门数十师兄弟，无论身在曲阜，抑或求学工作于异地，切磋论学，关怀备至，其乐融融，温馨无比！恕不一一具名致谢！

　　感谢我所在单位历史文化学院、孔子研究所领导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杨荫楼、张承荣二老及师母多年来关怀备至，使生活倍感温馨！怎一谢字了得！

　　内子徐慧博士贤良淑惠，科研教学之余，相夫教子，余之得以肆意购置群籍，纵情伏案笔耕，端赖贤内助也！

　　犹记当年此稿草创之际，适逢犬子青朗降生，两线作战，‘压力山大’！然得子之喜，激情澎湃，精力益旺，白日照顾妻儿，黑夜灯下疾书，真人生难得之奇遇也！

逸民癸巳二月初十识于圣城瘦竹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