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重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暨“从朱熹到王阳明”学术研讨会18日上午在线上腾讯会议顺利召开。在会议开幕式后，18日上午举行了两场主题发言。两场主题发言的主持人分别是贵州大学龚晓康教授、南昌大学杨柱才教授，共有杨国荣、郭齐勇、张学智、蔡方鹿、董平、钱明、李景林、何俊等八位学者进行了这一阶段的主题发言。
图|龚晓康教授
图|杨柱才教授
杨国荣教授以“中国哲学中的王阳明心学”为题进行发言，杨教授认为，王阳明是一位具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他指出，心学是哲学的特殊形态，但独特的形态之中蕴含普遍的哲学意义。研究心学，既要把握其特殊形态，也需要揭示这种特殊形态蕴含的普遍哲学内涵。他从心物关系、心理关系、心与事、良知与致良知、本体与工夫、知行统一、万物一体等七个方面对阳明心学进行了要旨阐发。并且他点明，在王阳明那里，成己与成圣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
图|杨国荣教授
郭齐勇教授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思考”为题进行发言，郭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传统、价值理念、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这就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哲学思考。郭先生组织编写学术版多卷本《中国哲学通史》写作所贯穿的一个主体意识是：依据中国哲学发生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深入的理解与严谨的分析来揭示与彰明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以及内在的运行逻辑，同时，以开放的思想心态自觉地吸收西方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作为诠释和建构中国哲学史的新的方法与资源，借鉴与融会海内外学者新的研究成果，真正做到既立足于国际学术界的整体脉络又不失我们研究的内在性和主体性，以扎实的学术功夫切实提升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质量与水平。
图|郭齐勇教授
张学智教授以“宋明理学的‘中间关怀’”为题，着重探讨了心学的宗教性问题。张教授通过对陆九渊、王阳明，刘宗周思想中所体现的“宗教性”的综括探讨，对宋明理学总体在这一课题中的逻辑结构也有所涉及。目的在沿着现代新儒家的路径，从人文宗教视角对宋明理学心学一脉进行新的阐发，挖掘中国哲学的不同面向，彰显中国哲学即凡而圣、即即内在即超越、即学问即宗教的特质。同时，他认为王阳明学说与陆九渊有同有异。同在皆为心学，皆张扬心中本有的道德意识。异在王阳明比陆九渊有更多的对客观知识的追求。陆九渊以确定士人的精神追求方向为要务，以远追孟子，无待而兴为特点。
图|张学智教授
蔡方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心性哲学论纲”。他认为，心性之学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中国哲学心性论博大精深，涵盖了儒佛道三教。各家各派的心性论具有鲜明的学派性：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佛教发展了儒学心性论，把心性论上升为本体论；道家以自然为宗，倡自然人性论，反对儒家的心性论；理学心性论以儒家心性伦理为本位，吸取道家的自然人性论和佛教的心性本体论，集心性伦理与心性哲理于一体。另一方面，各家各派心性论在体现中国哲学心性论的总体特征上，具有共同性。概而言之，中国哲学心性论具有注重道德理性，突出主体思维，重视哲学思辨，强调内省修养，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是合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人性论和修养论为一体的思辨性的道德哲学体系。这既是心性论的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的特征。
图|蔡方鹿教授
董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如何看待王学对朱学的突破”，他回顾了道统说的提出脉络，并把北宋的理学的关注点进行了阐发。他认为朱熹理学有两大贡献，其一是理学经典文本体系的重新建构；其二是如何成为圣人之道路的描摹。同时，董老师指出，“格物致知”有成为单纯的知识的解释倾向，王阳明的贡献在于他突破了僵化的知识体系，回归到儒家思想的本原精义，进而重构知识论。同时，朱熹与王阳明在成为圣贤的目标上，两人一致的。阳明通过致良知将此“性”通达，心学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心学讲究的是真理之学而非具体的知识体系。
图|董平教授
钱明教授以“阳明学在现代中国的多样展现”为题，以民国时期浙江籍的“主和派”汪精卫、褚民谊译述和纂辑的《阳明与禅》为例，分析了这本书的成书结构、译述始末、纂辑背景及主要内容，来对汪、褚等人与王阳明的关系，以及利用王阳明来得到某种政治目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阳明学既可以为激进立场者所利用，也可以为保守立场者所利用；既可以成为进步思潮的原动力，又可以成为守旧思潮的助推剂；既能为左翼势力提供源泉，又能为右翼势力提供资源；既能成为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思想利器，又能成为侵略他国、麻醉人心的思想蜂蜜。而这种情况不仅在明代末年出现过，在近现代中、日两国的历史舞台上更是有充分表现。这也是阳明学之所以能在中日两国近现代史上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产生不同影响的重要因素，这也体现了现代中国阳明学之展开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图|钱明教授
李景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先天结构性缘境呈现——孟子性情论的思想特色”。李教授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代表儒家对人性的理解，也构成了儒家道德教化学说的形而上学的根据。孟子的人性论，以性即心而显诸情，在情志的活动中动态地展显人性的内涵。其言“性”的方式，不是把它推出去作为一个现成的对象来分析，而是从生成的历程来动态地展显其整体性的内涵。这是一种内容的而非形式的讲法。孟子即“心”以言“性”，实以人心本具“能、知”一体的先天性逻辑结构，而将不忍、恻隐、慈逊、亲亲等种种具有道德指向的情感内容，理解为此“能、知”共属一体的原初存在方式在具体境域中的各种当场性和缘构性的情态表现。《易》言“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存存”即“在在”。连续性的在在，亦即生生，“我”生生而在在，道体性体，恒即此生存之历程而亲临在场。这种“有我”或“有体”的人性论，构成了儒家道德及其教化学说的形上学根据。
何俊教授的主题发言的题目是“陆象山的易学”。何教授指出，象山接触《易》学是比较早的，他在十三岁时因其兄复斋反复诵读程颐《伊川易传》，从而引发他对伊川易学的质疑与批评。陆象山易学的要义在于“明理”，关键在于人的实践和对内心的把握，他主张，归理于心；象山的易学义理与象数并重，而心学精神则一以贯之。象山依据《河图》与《洛书》来说明易学象数，而预设的前提是以人为中心。事实上，象山对世界的观察，始终是系于人的。最重要的表征则在象山关于“九卦之序”的论说。他总结，象山易学的全部精神就在强调人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性展开，现实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始终处于变化之中，而处于不确定性中的人应该始终固其本心，发而为实学。这便是象山《易》学之根本。因此，对于象山而言，《易》无论是义理，还是象数，都是简单的，义理就是呈现于人的实践活动，即事中的道理，象数则是义理的某种符号性表达，全部的归宿在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归之于人心。
图|何俊教授
继7月18日上午八位学者的主题发言后，大会于7月19日下午闭幕式之前，举行了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这一阶段的主题发言共分为两场，第一场主题发言的主持人是浙江大学董平教授，进行主题发言的有景海峰、龚隽、刘泽亮、唐文明四位专家学者；第二场主题发言的主持人是中华孔子学会副秘书长孔德立教授，进行主题发言的有汪建初、丁为祥、王兴国、陈立胜、魏义霞五位专家学者。
图|董平教授
图|孔德立教授
景海峰教授以“经典的膨胀与歧出”为题进行了发言，景教授认为儒家思想有其经典依据，历代儒者都试图对经典进行把握与理解，在此过程中也造成了经典的膨胀与歧出。他指出，历代围绕经典形成了汗牛充栋的解释性文本，这些解释性文本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接下来，景教授分别从仿圣拟经、增量扩经这两个方面做了进一步论述。就拟经而言，景教授以扬雄、王通为例进行了阐发，他指出，依扬雄之言，“经”不是凝固的文本，实为“应时而造”。这种拟经现象历来争议颇大，整体上负面评价居多，但明代学者较之宋代学者在态度上则显得更为宽容。就扩经而言，景教授从“传”能否升为“经”的角度展开叙述，指出扩经之念头历代不绝如缕，其中清儒尤甚，并举段玉裁将十三经“广之为二十一经”与龚自珍以史部、子部文献对“经”作辅翼补充等例进行了理论佐证。此外，景教授认为除拟经、扩经，历史上还存在着以纬补经的现象。
图|景海峰教授
龚隽教授以“从经史之学到道学：再论北宋思想史上的辟佛说”为题进行了发言。龚教授一方面从思想义理的内部进行剖析，另一方面运用思想史的方法，将宋明理学与佛教的关系放在思想史的情境中进行分析。他认为关于理学与佛教的关系，有些问题目前尚未完全讲清楚，宋代儒者辟异端之举主要表现为辟佛，而这不仅仅与思想文化相关，还与政治话语权力相关。接下来，龚教授从欧阳修之修史辟佛、王安石的经学护法与经子合观、“以其迹而考之”的理学辟佛论这三个方面展开了具体阐述，并认为北宋道学辟佛的哲学论述几乎是不太能成立的，但却是一种容易产生效应的论述，使得宋代以后的儒门学人不敢轻易言佛。
图|龚隽教授
刘泽亮教授以“陶奭龄杂禅、援禅、坏旨考辩”为题进行了发言。刘教授指出陶奭龄是与刘宗周同时代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但目前学界关于陶奭龄的正面研究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陶奭龄的思想显得非常必要。刘教授主要从陶奭龄是否杂于禅、为什么杂于禅、杂于禅后是否大坏姚江之旨、陶奭龄与刘宗周思想的差异四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陶奭龄确乎杂于禅，但杂禅仅限于其讲学层面，在学术层面陶奭龄实则为援禅而非杂禅，援禅之目的在于正儒、弘儒与回护阳明学。陶奭龄乃王学正统，并未坏姚江之旨，其援禅之举延续了王阳明借佛诠儒的传统。就陶奭龄与刘宗周思想的差异这一问题，刘教授指出刘宗周代表着王学中的程朱路向，陶奭龄则是王学中的王学路向之极端化的代表。
图|刘泽亮教授
唐文明教授以“再论天地之心--答吴飞、陈壁生两君”为题进行了发言。唐教授强调了朱子的天地之心在理学中的意义，他认为朱子在《仁说》中将“仁”落实为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又具体表现为“生物”，天地之心可贯穿到人、物之生中。唐教授指出，他对天地之心的论述是从宇宙论与教化论两个方面展开的，从宇宙论的层面而言，圣人之心来源于天地之心；就教化论的层面而言，经典教化的来源也是天地之心。随后，唐教授表明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吴飞与陈壁生二位学者的商榷，他在陈述二位商榷者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回应。
图|唐文明教授
汪建初教授以“吾性自足的多维认知”为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王阳明通过将佛家心法与道家功法相结合实现了龙场悟道，但此时阳明对“吾性”的定义可能尚不够清晰，随着思想的日益成熟才认识到此性即良知，且早年已不出此意。接下来，汪教授从人的生物本性、社会本性、意识本性三个方面进行了阐发。针对人的生物本性，汪教授认为进化论过度考虑外因而忽略了内因，这一内因便是生物自身中的爱的力量，而良知即是爱。针对人的社会本性，他表明团结、友爱、互助是人类的本能，而私有制的出现又破坏了这一本能，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真正占有并完成自己的人性。针对人的意识本性，汪教授指出这一本性构成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意识本性便是人的觉性、觉知与感知主体，也即是阳明之“心”，人应当努力摆脱感知、认知层面，进入觉知状态。
图|汪建初教授
丁为祥教授以“阳明心学的现代价值及其意义”为题进行了发言。丁教授分别从三个基本原则、四大精神、统一指向这三个层面进行了汇报。他认为阳明心学是从反省的方式入手进入到精神的慎独状态，这种经反省入慎独的状态体现了王阳明的三大原则：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原则、圣凡同一原则与人人平等原则。此三大基本原则又表现出了四大精神：平等精神、契约精神、工匠精神与科学钻研精神。最后，丁教授认为阳明心学的统一指向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在《拔本塞源论》中以人禽之辨的角度展开，在《大学问》中则侧重伦理角度的阐发。
图|丁为祥教授
王兴国教授以“儒佛合一的新知行观--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新探”为题进行了发言。王教授认为，佛教的“知”可区分和概括为别知和智知，前者是佛教所要破除之知，后者则是佛教所要实现与完成之目标，这一过程可用“转识成智”进行概括。接着王教授对王阳明和佛教的两种知行观进行了比较，他指出二者虽处不同立场，却在思维上非常相似，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分为情识的知行合一与良知本体的知行合一，前者是阳明所意欲摒弃的，后者则是阳明所意图确立的知行观，这实际上与佛教“转识成智”的目标非常相似。王教授还表示阳明的学说实则是孟、禅二家的会通与融合，如果说慧能是禅宗中的孟子，那么阳明则是儒学中的慧能。
图|王兴国教授
陈立胜教授以“如何与天地万物成‘一家之亲’--王阳明亲民说发微”为题进行了发言。陈教授基于阳明弟子黄绾与薛侃二人的记载进行了理论考量，勾勒出阳明的亲民说存在着前后变化的思想样貌。他从四个方面展开了细致的讨论，首先阐释了阳明明德亲民之学的前后变化，认为明德亲民之学前后产生了从早期“由己而人物”的单向论证向“由己而人物”与“由人物而己”的双向论证转变等四点变化；其次，陈教授就黄绾等对阳明亲民说“泛亲化”的质疑进行了理论辩护，认为阳明亲民说的“泛亲化”应从政治哲学角度进行理解，属“王道”制度的安排，而非“毁亲”、“弃亲”；再者，关于亲民说的历史效应方面，陈教授从泰州学派的王道政治实验、近代维新革命以及天赋人权等角度进行了诠释；最后，他认为阳明的亲民说具有重大的当代意义，对于社会团结、市场经济、万物一体的家庭化以及王道政治与文明国家的重新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图|陈立胜教授
魏义霞教授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及其意义、启示”为题进行了发言。魏教授认为阳明学是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之集大成者，宋明理学家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沿着向外与向内两个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阳明的思想则属于后者，其思想的集中体现便是“致良知”。随后，魏教授认为王阳明通过将格物、致知的前后顺序进行颠倒，实现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致知即是致吾心之良知，格物即是“正事”，使得致知、格物在王阳明这里都成为了伦理范畴。并且，魏教授还表明王阳明从《孟子》《大学》中进行理论创新，创构了其良知学，而阳明本人的思想是历久弥新的，阳明学的研究一直在路上，魏教授对于阳明学研究的未来前景予以了极大的肯定。
图|魏义霞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