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丰厚土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貌，又广泛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体现了海纳百川的宏大气魄。正是这种民族性与包容性的统一，使中国文化在保持和延续自己的“根”和“魂”的同时，不断开创新的局面，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他们在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揭开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产生了深远影响。利玛窦离世后，在北京阜成门外获赐墓地，成为长眠于北京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此后，这块被称作“栅栏墓地”的地方，又陆续有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传教士入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遗存和重要见证。改革开放后，“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先后被列为北京市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中国与西方相关国家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栅栏墓地”的历史价值早就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介绍墓地变迁和传教士生平的著作和文章先后发表。墓地所在的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行政学院），为了保护好这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历史遗痕——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青石存史：“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的四百年沧桑》等著作。不过，由于相关资料分散在世界各地，涉及多种语言，收集和使用殊为不易，以往那些著作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留下不少缺憾。北京行政学院青年学者陈欣雨历时五年，撰成《春秋石铭：北京栅栏墓地历史及现存碑文考》（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系统梳理了栅栏墓地的沧桑变化，全面考订了墓碑碑主的生平事迹，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领域一部资料翔实、考证精审的著作。

　　其一，汇集中外史料，详述墓地历史。自利玛窦入葬至今，栅栏墓地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随着时局变化和城市变迁，这块墓地也经历了几次较大变故。作者从中外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发掘出大量相关文字资料和图片，其中不少档案资料和实物拓片不为人知。在网罗多元而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取精用博、参互比证，对栅栏墓地的形成和嬗变过程做了完整细致的梳理和图文并茂的呈现。透过墓地的变迁，不仅可以看到晚明以降中西文化交流的曲折历程，也可以窥见西方教会内部的宗派分野和意见纷争。

　　其二，结合碑主生平，解读碑文真义。栅栏墓地的碑文有不少是用汉文和拉丁文同时呈现，有些还刻有满文，而三种文字的内容并非完全对等。受条件限制，以前尚无学者对不同文字进行细致的比勘和分析。对现存的68通碑文，该书均结合碑主的生平事迹，对汉文和拉丁文的碑文内容进行了对比研究，复原他们的在华经历，揭示了清朝官方和西方教会对其贡献的不同认知。除现存碑文外，对没有墓碑仅存拓片，或既无墓碑又无拓片仅存文献记载的传教士，该书也综合零散资料对其生平做了勾勒和简介，填补了西方传教士研究的一些空白。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该书对2018年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行政学院）新清理出的一批墓碑做了研究和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正以往对栅栏墓地现存墓碑数量、文字等的一些误解。

　　其三，剖析交流机理，展现文化融突。在对墓地变迁和碑文真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该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思考和分析，指出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凭借天文、数学、医学、绘画、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学识，得以居留于北京，服务于朝廷，为国人了解西学打开了一扇窗口；另一方面，西方传教士也使中国文明逐渐传播到了西方世界之中，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媒介。当然两种文化之间并非没有冲突，尤其在丧葬祭祀礼俗方面差异颇大。概言之，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融合与冲突、经验与教训，值得深思。

　　石铭存史迹，鉴往而知今。该书对栅栏传教士墓地沧桑变化的完整复原，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曲折历程的细致展示，不仅有助于人们回顾那段鲜为人知、日渐模糊的历史，也有助于今天我们继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作者：高寿仙，系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行政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