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之际，儒家士大夫崛起并进一步强化自己作为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他们不仅主导和推动唐宋之际的思想文化变革，同时还希望在山水之间搭建一个以“书”为中心的院落，以承载自己的师道精神和人文理想。他们将自己建立起来并苦心经营的新型文化教育机构叫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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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办书院的热潮中，宋代士大夫群体总是特别强调，他们之所以要在官办的太学州学县学之外另办书院，是因为书院在教育理念、办学宗旨上不同于官学。这就是后来学术界、教育界肯定的“书院精神”。其实，这就是宋代士大夫的师道精神。从中唐到宋初，在士大夫群体中有一个十分强烈的呼唤，就是在批判汉唐经师沉溺章句辞章之学时，强烈呼唤复兴早期儒家士人的师道精神。“儒”本来就源于以教育为使命的“师儒”，孔子号召儒士应该“志于道”，其实就是强调士师与道结合的“师道”精神。孟子特别强调师道尊严，肯定儒者承担的是“尧舜之道”，故而赋予了“师”具有“道”的崇高使命与精神权威。唐宋之际儒家士大夫积极倡导复兴早期儒家“师道”，并希望以师道精神重登历史舞台。
宋代士大夫复兴儒学、重建儒学是从师道复兴开始的。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一文中说：“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欧阳修肯定了胡瑗、孙明复、石守道对推动师道复兴的重要贡献，他们三人开始中止“师道废久”的历史而重新开始使“学者有师”，肯定他们对宋学学统的创建之功。
可以发现，宋儒往往勉励自己应该“以师道自居”，他们对于“师道”的责任意识内涵丰富：一方面，宋儒主张“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出对帝王的教育，发展了宋代极有特色的经筵讲学;另一方面，宋儒“以师道自居”而拓展对民间教化，故而大量创办书院。在宋代士大夫的积极入世活动中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一种师道精神的为政与为学，而特别体现在他们的书院教育中。
关于宋儒的师道复兴与书院教育的密切联系，明清之际王船山曾经有评论，他说：“咸平四年，诏赐《九经》于聚徒讲诵之所，与州县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嗣是而孙明复、胡安定起，师道立，学者兴，以成乎周、程、张、朱之盛。”他认为，宋学由初起走向大盛，与师道主导下的书院教育密不可分。北宋初年，书院兴起，特别是孙明复、胡安定等宋初诸儒的推动，使得师道立而学者兴，推动了宋学之兴，最终形成了宋学的“周、程、张、朱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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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院的师道精神体现在许多方面，而最为集中体现的是宋儒对书院宗旨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宋代以来，创办和主持书院的儒家士大夫，总是将“道”的承担作为创办书院的基本宗旨和教育目标。《宋元学案》曾经记载一段重要的对话，文靖(杨时)曰：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程)若庸亦曰：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尔。程若庸非常明确地将书院的创办与师道的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宋初开始，儒家士大夫开始倡导复兴以“师道”为思想旨趣的孔孟之道，后来还发展出以标榜“道学”“道统”为主流的新儒学思潮。他们倡导师道精神集中在民间书院，他们主导的书院是表达自己师道精神的最佳场所。
所以，一切立志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的士大夫创办书院，总是会将创办书院的宗旨确立为“道”，弘扬宋代士大夫特别张扬的师道精神。从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南宋乾淳“四君子”，他们都是通过创办书院而复兴师道，这正如理学家袁燮所说：“古者学校既设，复有泽宫。今长沙之岳麓、衡阳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丽泽，服膺古训，皆足以佐学校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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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那些有师道精神追求的士大夫，也是最有学术创新成就的宋学学者。如石介有非常明确“道学”目标的追求，他有着鲜明的传承和复兴儒家之道的道统意识，并且将此道统意识与书院建设结合起来。他在应邀作《泰山书院记》中，就将道统承传与书院使命统一起来，他说：“夫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石介以书院教育承担儒家之道的传承，就是宋儒的师道精神。另外他还长期主持徂徕书院讲学，被学者称为“徂徕先生”。
特别是南宋著名的朱熹闽学、张栻湖湘学、陆氏象山学等主要理学学派，均在创办书院过程中明确以复兴先秦儒家之道为宗旨，其实就是将书院建设与师道精神结合起来。如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因学徒增多而扩建并改名为沧州精舍。朱熹之所以积极创办书院，是与其传道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淳熙年间韩元吉撰《武夷精舍记》，表达了朱熹创办武夷精舍的宗旨，即希望解决秦汉以来师道不传的问题，以“自得”孔子之道。
又如张栻在《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明确了修复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他强调岳麓书院的宗旨与目的是传道济民，这也是不同于科举利禄、训诂辞章的师道之学的复兴。
陆九渊率弟子在江西创建了象山等诸多书院，其弟子袁甫在《象山书院记》中也明确指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袁燮在其撰写的《东湖书院记》中，进一步明确其师道的学派特点，他说：“虽然君子之学，岂徒屑屑于记诵之末者，固将求斯道焉。何谓道?曰：吾心是也。”袁燮是陆九渊的著名弟子，他不仅仅强调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求道，同时进一步指出此道就是孔孟之道的“为己之学”“自得之学”，他认为此学只能够源于“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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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之所以普遍将书院宗旨确立为“明道”，其实也是为了明确书院教育的核心、灵魂其实就是“师道”精神，它具体体现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书院的师道体现为儒家人文理想的实现。宋儒继承了早期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这样宋儒的师道就不仅仅涉及学校师生的授受关系，而是紧密联系家国天下、万世太平的“天下之道”，启动王道理想实现的关键在“师”。由此带来书院师道精神的一系列特点：士大夫创办书院的根本目标既在于“道”，他们坚信最终会落实于“治”;书院传授的最重要内容不是知识技能，而是人文化成的“成人”。
所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就以儒家之道的价值体系为基本内容。《揭示》首先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书院育人的“五教之目”，又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书院教学的“为学之序”;还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学生人格教育的“修身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书院生徒的“接物之要”。
可见，宋儒之所以会藐视辞章训诂之学，是因为他们坚信师道精神才真正代表了儒家的人文理想，恢复了《周礼》关于“师儒”应该是“以贤得民”“以道得民”的教育责任。宋儒期待的师道精神，就是努力通过书院教育，最终实现和谐家国与大同天下，建立合乎“道”的天下秩序。所以，书院精神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在书院推崇以道修身的为己之学，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通过讲道、行道以完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书院精神还体现为一种知识理性的学术精神。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理性的文化，儒家强调“道”的价值信仰、经世实践必须建立在“学”的知识理性基础之上。所以，在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实践过程中，求道与求学应该是统一和相通的。所以，书院求道的价值关怀体现出对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绝不能够排斥知识教育。
宋代书院一直重视《四书》教育，而《论语》开篇即强调“学而时习之”，《大学》开篇即强调“格物致知”，《中庸》也特别强调“博学之”“道问学”，这些都是书院教育具有强烈学术精神的经典依据与思想源头。宋儒包恢在《盱山书院记》中说得极为透明：“夫以书院名是，所主在读书也……然予谓圣贤之书所以明道，书即道，道即书，非道外有书，书外有道，而为二物也。患在人以虚文读书，而不以实理体道，遂致书自书，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离矣……况读书非为应举也，若其所读者徒以为取科第之媒，钓利禄之饵，则岂为贞志者哉。”
宋代书院的知识追求十分迫切、学术精神十分强烈，但是书院教育也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学术创新总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价值关怀为目的的。所以书院成为宋代以后新儒家学者探讨知识学问的地方。以阐释人的意义、社会的和谐、天下的治理为核心的经史之学成为古代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宋代新儒学和书院的结合不仅使宋代学术获得发展的依托，而且也使书院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诸多的转型和发展，不同学术思潮、不同学派形成都与书院息息相关。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借助于师道精神而不断开拓和发展，师道精神凝聚成为书院学术创新的推动力，推动书院学术思想的不断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