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天思考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发展，无疑需要关注以上两个方面。从逻辑上看，创新和传承总是相互关联：任何文化创新都不能从无开始，而需要以既成学术文化发展的成果作为其出发点。在此意义上，文化创新与以往的学术发展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同时，文化创新又不同于重复，它应当增加或者提供以往的学术研究所没有的东西。就此而言，创新研究又需要超越以往的研究。一方面，文化创新以过去积累的研究成果为出发点，并传承以往的文化发展，另一方面，它总是通过提供新的、具有积累意义的成果而超越以往的研究，并由此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新起点，这是文化创新研究的二重品格。就此而言，文化创新的意义就在于承先而启后。

一

　　儒学作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其创新发展离不开历史层面的积累，需要总结以往的文化成果，在此基础上还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

　　关注儒学自身的多样特点。从形成之时起，儒学便包含多方面的思想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进一步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趋向。儒学的特点之一是“派中有派”，先秦时期有孟荀的区分，从荀子到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再到宋代的张载、明代的王夫之，构成了儒学注重外王、事功的路向；从孟子到唐代的韩愈、李翺，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则构成了注重内圣、心性的进路。从儒学的历史衍化看，心性的路向成为儒学的主流，但就今天的发展而言，则不能仅仅偏于一端，而需要关注儒学本身多重路向，包括儒学内部心性、事功等不同流派及其思想成果对现代的意义。

　　儒学是在百家争鸣中与不同学派的对话、论辩中发展的。今天考察儒学，同样需要注意儒学与其他学派，包括法家、墨家、道家等等之间的互动和论辩。不同学派在学术、思想上各有侧重，对社会、人生、宇宙等往往给予了不同的关注。从今天来看，这些不同的侧重和关注各有其意义。法家注重法，与之相关，对社会制度、治理程序等方面给予较多考察。就社会秩序的建构而言，儒家注重礼的规范系统和法家注重法的约束体制以及治理程序，都构成了社会有序运行的条件。从价值体系方面看，道家提出“道法自然”，以自然为第一原理，注重自然原则，儒家从孔子开始便以“仁”为核心，更注重仁道原则；从确立合理的价值体系来说，两者都值得关注。此外，墨家讲“兼爱”，相对于儒家以亲亲为出发点而言，墨家赋予人道以普遍的意义，也体现了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从以上方面看，今天谈传统文化，包括考察儒学自身的进一步发展，都不能再仅仅执着于儒家立场之上，而应该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儒家与不同流派之间的关联以及各自的理论意义。

　　从更广的视域来说，儒学在今天的发展，同时涉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中西文化的关系看，一方面，在发展儒家思想的过程中，需要防止单向迎合西方思想的趋向。例如，西方有什么概念、理论，便简单地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发现类似的概念，如西方有正义论，便以所谓“中国的正义论”去对应。另一方面，应警惕另一极端，即简单地回归传统，注重儒学向经学还原，便属这一趋向。后者同样不利于儒学内在生命在今天的展现。

二

　　以中西之学作为背景，对待儒学比较合理的方式包括两方面：

　　其一，以西学作为理解儒学的理论参照系统，这一意义上的西学近于“他山之石”。在原有形态下，传统儒学中不少观念的含义往往未能充分彰显，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西学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揭示其深层的意蕴。历史地看，儒家曾注重“人禽之辨”；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到康德、马克思，都在反复从不同角度探讨“何为人”的问题。由这一背景考察儒家的“人禽之辨”，对其中的价值含义会有更为深刻的把握。

　　其二，如果进一步考察，则可注意到，中西之学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具有互动的一面，参照西学固然有助于理解中学（包括儒学），儒家等中国思想也可以回应西方思想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就伦理学而言，在西方哲学历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可以看到德性伦理和规范理论的分野：亚里士多德常常被看作是德性伦理的主要代表，康德则更多地注重理性立法，强调道德规范的意义，从而表现出认同规范伦理的趋向。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分别突出了“做什么”和“成就什么”的问题：德性涉及的是成就什么，与之相关的是通过成就人的完善品格，来担保行为的完善性。对德性伦理而言，要使道德行为真正合乎规范，首先需要使行为的主体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比较而言，规范伦理更多地侧重于以规范本身来引导行为，其关注之点在于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

　　从儒学的角度看，德性与规范并非截然对峙。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的统一，如果说，“仁”的观念包含对人的内在德性的注重，那么“礼”则更多地涉及普遍的社会规范，仁和礼统一的这一思想趋向，决定了儒家既难以仅仅限定在规范伦理的层面，也无法单纯地囿于德性伦理。人们常常把儒家归诸于德性伦理，确实，儒家包含了德性伦理的思想，但它又并非单纯地表现为德性伦理：除了与仁相关的德性伦理趋向之外，儒家也注重基于礼的规范伦理。儒家所展现的德性与规范交融的理论取向，无疑有助于超越西方哲学中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的对峙，由此可见，儒学对回应和解决西方哲学中的相关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

　　在现代，应该如何看待儒学？这里涉及情感认同和理性分析之间的关系。对于传统儒学，一方面，应该有必要的情感认同，对儒学要有充分的敬意和尊重；另一方面，需要有理性分析的态度，对儒学可能具有的理论限度，予以充分的认识和把握。如果仅仅强调理性的分析，缺乏情感认同，则儒学容易被视为认知的对象，其价值内涵难以得到充分肯定；相反，如果单纯注重情感认同而忽视理性分析，则可能走向传统的卫道的立场，对儒学的限度曲意回护。事实上，现代新儒家的一些偏向，便源于这种内在的卫道意识，这同样不利于儒家文化生命在今天的延续发展。总之，既要避免对儒学缺乏情感认同而走向简单否定，又要避免单一的卫道意识。

　　今天发展儒学，同时需要立足现实，注重时代的变迁。从时代的历史变迁看，人类社会已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国际关系的争端所给出的中国回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儒学可以提供多重思想资源。如儒家从二程到王阳明，都肯定“仁者以万物为一体”。“万物一体”涉及两个方面，即人和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便应当尊重自然，避免对自然过度掠夺，由此走向人与物（天与人）的统一。同样，基于以上观念，应当注重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建立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孟子提出“仁民爱物”，已概要地阐明了以上二重关系：“仁民”也就是以仁道的原则对待他人，“爱物”则要求进一步将这一原则引入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领域。这种观念对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更形而上的层面看，儒家所具有的对天下的情怀，蕴含着意义的关切。心学提出“意之所在便是物”，体现了对人作为主体与物理世界如何联系的独特理解：对人来说，世界所具有的意义，离不开人自身对世界的观照和作用，其中内含意义的关切。这种关切对于理解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能够提供具体而深厚的资源。

　　随着计算机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人机合一”的形态开始逐渐显露，在可见的未来，这方面无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基于一定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形成的“人机合一”，与传统意义上（“人禽之辨”视域中）的人已经不同了，是人工化的人（即artificial human being），从“人禽之辨”到“人机之辨”，涉及如何理解人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有助于延续推进儒家关于“何为人”的讨论。这一事实表明，时代的演进既对进一步发展儒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又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具体前提。关注儒学的现代发展，不能忽略以上历史背景。

　　（作者：杨国荣，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的认知基础和结构研究”首席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