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文化长期由西方强势的自由主义所主导。这种文化秩序如同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一样，是否到了破旧立新的关键时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在新世界文化秩序的形成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过去10多年，在中国的许多大学里，国学院竞相建立；在世界各大洲特别是一些全球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里，旨在从事汉语教育、推广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日益增多，已达400多所。显然，中国政府和学界正在国内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努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重视人、社会、自然以及宇宙相互依存的关系。在中华文化看来，人是由关系构成的，植根和受教于相互交往关系。那么，寓于家庭、人群及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中华伦理道德，是否将对当今世界文化秩序构成一种挑战并使之发生变化？这种“家庭中心”的价值观在飞速发展变化的今天，是否会促成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秩序？

　　“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对“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这两个概念作出了区分，其思想有助于我们思考儒学价值如何能对形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发挥作用。卡斯认为，在这种区分中，“游戏”其实是在广义上对人类经验的一个类比。“有限游戏”将参加游戏的人视为单独个体，并确立一套有限的规则，为的是在有限时间内产生结果：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有限游戏”的开始与结束都是限定的，玩“有限游戏”，就是要赢。西方到处蔓延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及与之伴随的“自由价值”，导致“有限游戏”成为流行思维模式。在作为个体的人、公司、主权国家的日常交往行为中，“有限游戏”似乎是大多数人类活动的模式，竞争是其本质，体育运动、生意往来、教育、外交事务等都是如此。

　　“无限游戏”则与此不同。它没有可辨认的开始与结束。“无限游戏”的着眼点在于强化关系，而不是个体行动者的角逐。它想达到的最终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人们能够通过持续开展游戏来享受热情氛围和愉悦。“无限游戏”一旦有可能中断，它也能改变游戏规则，使得游戏继续进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说明“无限游戏”的范例。对一位母亲来说，她肯定希望不断增强自己与儿子的关系。这样，在她与儿子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无论出现多么复杂的问题，他们都能携手与共。在这个“无限游戏”的例子中，母亲和儿子之间存在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无限游戏”总是双赢或双输的。

　　当前，我们面临国家性甚至全球性的危机和困境。走出危机和困境，需要寻找相应的文化资源。这意味着现今处于强势地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必须发生改变：要走出单独个体追求私利的“有限游戏”的阴影，转变到“无限游戏”上来。“无限游戏”的进行，靠的是不断改善家庭、社群、公司、政治组织的内在关系，这对解决我们今天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必需的。中华文化基于一个共同思想根源：无论儒家、释家还是道家，作为出发点的价值观、意识倾向与行为，都基于“以关系为本”（对关系至关重要性）的认识。而这恰恰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由此看来，儒家价值观对于人类走出危机与困境、走进风平浪静的港湾，不失为一种可选择的文化资源。

　　不能留恋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全球性危机逼迫我们认识相互依存关系的至关重要性，重视并发挥好“无限游戏”的价值和作用。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认真思考和对待个人主义这一理念的弊端，因为它与我们面临的世界性困境深刻地联系着。

　　个人主义的“教义”，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它将人视为绝对个体，在个体与他人毫无关系的前提下来讨论心理学、政治学和道德问题。西方启蒙运动将人定义为理念上自由、自立、“理性”“正当地自私”的个体。这一定义作为现代“道德”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普遍流行。绝对个体仅仅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构，但成为西方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在道德与政治上的逻辑前提。事实已越来越清楚，极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当今世界的痼疾，而恰恰是这个世界“病入膏肓”的主要诱因。

　　作为绝对个体的人的概念，在现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至少导致两种恶果：第一，它使极端自由主义资本家把不受约束的自由作为政治正义的基本原则与终极来源，拒绝任何妨碍这种“自由”的社会正义概念。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有些国家，这样的资本家与日俱增。这样来定义的个体理念也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道德”基础，这种经济正加速在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及其相互之间造成显而易见的福祉不平等。第二，绝对个体概念的危险性还表现为它在西方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具有普遍性。这种教义作为思想传统根深蒂固，以致人们很难找到一个能替代它的概念。事实上，“自由”、自立和“理性”的个体概念，在西方已经是一种批判不得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个人主义不仅不能使我们很好理解家庭和社群的共同生活，而且与作为经验事实的这种共同生活形成紧张对立。事实上，这种虚构的个人主义掩盖了体现真实家庭关系特征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性、相互依存性。

　　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转向儒家角色伦理观 

　　儒学在关系结构中确立的人的观念，可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强有力替代。我们可能需要对儒家的角色伦理和独具特色的生活之道好好思考一番，认识到儒家伦理关注的是承担众多角色、处于关系结构中的人，如孩子与父母、受益人和施益人等。在这种结构中，人与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西方虚构的绝对个体没有立足之地。

　　在儒家哲学的阐释框架中，人与人之间密切联系的生活是无可争议的经验事实。每个人、每件事都存在于自然、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下。人们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不同角色，如作为母亲、孩子、老师、邻居等。一旦将密切联系的生活视为事实，我们在家庭和社群中承担的角色就自然而然地起到启迪与培养德性的作用。儒家角色伦理作为广义的文化叙事，成功地使我们认识到紧密联系生活的事实存在。对儒家来说，家庭的意义体现和依赖于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良好修为。推而广之，整个宇宙的意义也体现和依赖于家庭、社群成员以及更丰富角色的良好修为。人的修为是人类文化的源泉，人类文化反过来又为人的修为提供大背景和氛围。儒家的生活方式当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其持久力量体现在以人的实际经验为关切点和出发点。这是一种务实的自然主义，它不依赖形而上学假设或什么超自然思辨，而关注我们能否通过投身日常事务来增进个人修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祖母对孙辈的爱寻常无奇，同时意义重大。

　　孔子从人最基本和生生不息的普通经验中得出真知灼见，这些经验包括孝悌、敬人、交友、知耻、诲人、乐群等。《论语》所记录的孔子形象并不是一种“模式”，以便每个人都按照这一模式来生活。相反，《论语》展现的是孔子作为一个特殊人物的故事，展现的是他怎样通过处理与他人关系来修炼人格和实现人生抱负。在阅读《论语》时，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关系构成的孔子。孔子终其一生都在以最大努力承担好诸多角色：他是充满呵护之心的家庭成员，是严格的先生、导师，是一丝不苟、两袖清风的士大夫，是热心的邻居和村社一员，是批评型的政治顾问，是感恩祖先的子孙，是文化遗产的热忱继承者。同时，他也是由“冠者”和“童子”组成的“合唱团”的一员，他们一起在沂水畔嬉戏，随后一路踏歌而归。孔子展示给我们的是颇具历史感的榜样，而非什么超验的“法则”；是劝勉之词，而非专横命令。孔子的真知灼见的持久价值，在于其直观的、令人心悦诚服的力量，在于能适应后来的时代，包括今天。

　　应当说，儒学比西方经验主义更具经验意义。这是因为，儒学产生的基础是彻底经验性的。儒学的智慧不在于提供一套堂皇的普世原则，而在于从特定时代条件出发，归纳概括应对天时人事的实践经验。《论语》对孔子的记述，本身就是一个范例。时移世易、人事代谢，儒学却能穿越历史烟云，与时俱进、生生不息。在我们这个时代，儒学仍然是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