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孟子为“孔孟之道”做了这么多的贡献，后代的思想家究竟如何看待孟子与“孔孟之道”的思想关联，究竟如何看待孟子与孔子之间的思想关联呢?第一，汉唐诸子是怎么推崇孟子的；第二，唐宋元明清的孟子升格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三，现在一般认为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而唐代的时候颜子是亚圣，颜子与孟子的“亚圣”位置是怎么换过来的，孟子在整个儒家思想系统中的地位是怎么一步步上升的。

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孔孟之道”,这一思想史现象得到汉唐时期很多思想家的推崇。汉代有三个人值得重视，就是司马迁、扬雄、赵岐；唐代有两个人值得重视，就是韩愈和皮日休。

一是司马迁。《史记》有个很有趣的现象：第47卷写孔子，叫作《孔子世家》;第74卷写孟子，叫作《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的时代其实离孟子过世已经一两百年，但司马迁是第一个为孟子写传记的人。司马迁为孟子写传记，说“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将打打杀杀、能打胜仗当作最大的本事；这个时候，孟子特别强调唐虞三代之德，跟政治不合拍，所以退而与学生万章等人“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司马迁将孟子、荀子写进同一列传，对他们都很推崇。但是，清代史学家赵翼更看重《孟子荀卿列传》将孔子、孟子并称起来，认为推崇孟子是从司马迁开始的。

二是扬雄。扬雄是西汉末年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模仿《论语》《周易》写过两部有名的作品——《法言》《太玄》。《法言·吾子》说：“古者，(扬)【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扬雄说：古代杨墨之言阻塞儒家正道，孟子距杨墨为儒家思想发展扫清了障碍；今天同样有人阻塞儒家正道，所以我自比于孟子，我要成为像孟子那样的勇者。

三是赵岐。两汉、魏晋时期，很多人为《孟子》做过注解。这些注解后来大都残缺不全，乃至佚亡，只有赵岐写的《孟子章句》完整流传下来。《孟子章句》中的《孟子题辞》有五个观点很重要。一是说孟子“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的老师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二是说孟子游说诸侯，得不到认可，所以返回祖国，“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完成了《孟子》,“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三是说孟子有“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亚圣”这个称呼最早是由赵岐给予孟子的。四是将《论语》《孟子》联系在一块，《论语》是“《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孟子》是模仿《论语》而写;儒家有那么多经典，唯有《孟子》写得最好。五是说《孟子》曾被设立传记博士，受到朝廷推崇：“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汉文帝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列为传记博士，这件事是真还是假，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后来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所以传记博士被取消。赵岐留下的这个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孟子在汉文帝时期的历史地位很有帮助。赵岐高度评价孟子其人、《孟子》其书，一言以蔽之，《孟子》是一本伟大的书，孟子是一个伟大的人。

四是韩愈。《孟子集注·孟子序说》抄有前贤高度评价孟子的语录12条，其中司马迁1条、韩愈4条、程子6条、杨时1条。由此可见韩愈与孟子的思想史关系相当密切。韩愈对孟子的评价，有两段话最关键。第一段话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韩愈确定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条尧舜之道的传承线索。第二段话是：“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秀才序》)这里，韩愈确定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条孔子之道的传承线索。在这两条线索中，孟子始终处在终点的位置，是终点性人物。韩愈钩沉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两条线索，以及凸显孟子在其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对于整个儒家思想发展史的影响之大，可谓无与伦比。

五是皮日休。皮日休是唐末的大思想家，与陆龟蒙并称“皮陆”。他认为《孟子》应当进入科举教育系统，为此写了《请孟子为学科书》。尽管此前也有人提过类似的建议，但皮日休这篇文章在孟子思想发展史上对于后代的影响巨大。

孟子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深邃的思想魅力，所以倍受汉唐诸子推崇。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是要将对孟子其人、《孟子》其书的推崇进一步落实到国家制度层面。“孟子升格运动”这个概念是经学史家周予同首先提出的,惜乎没有进行全面的论证。徐洪兴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专题论文，列举了北宋时期孟子升格运动的几个有代表性事件：“熙宁四年(1071)二月，《孟子》首次被列入科举；熙宁七年(1074),判国子监常秩请立孟轲像于朝廷；元丰六年(1083)十月，孟子首次受封，诏封邹国公；元丰七年(1084)五月，孟子首次被允许配享孔庙；政和五年(1115),政府承认兖州邹县孟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17人从祀；宣和年间(1119-1125),《孟子》首次被刻，成为实际的‘十三经’之一。”概括而言，孟子升格运动具有三方面内涵：第一，孟子要变成圣人，此即孟子升圣，我们称之为孟子人格的圣人化；第二，《孟子》要变成“圣经”,此即《孟子》升经，我们称之为《孟子》文本的圣经化；第三，邹县要变成圣地，此即三孟升级，我们称之为孟子故里的圣地化。具体而言，尽管某个事件未必能够直接归属于某一方面的名下，但还是不妨遵循历史演进的时间线索，借助人格圣人化、文本圣经化、故里圣地化的“大事记”,尽力展示孟子升格运动的丰富内涵及其复杂面貌。

颇有意味的是，孟子升格运动始于故里圣地化。1037年，孔子第45代孙孔道辅任兖州知府。他到邹县四基山找到了孟子墓，然后在墓旁建起了孟庙。这是孟庙的始建，堪称孟子升格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孔道辅还在曲阜孔庙旁边建了五贤祠，专门祭祀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如果将四基山的“四”、五贤祠的“五”与孔子第45代孙的“四五”联系起来，就仿佛预示了孟子将在整个北宋吉星高照、好事连连。更何况，“四”“五”本身就是《孟子》的关键词。“四”是四心、四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以及仁、义、礼、智。“五”是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1071年，有人建议科举考试加进《孟子》,而且是与《论语》同时加进，从而与《五经》一起作为科举考试的教材。这个“5+2”的考试方案，“5”是考《诗》《书》《易》《周礼》《礼记》五经，“2”是考《论语》《孟子》。《孟子》开始进入科举教育系统，这是宋神宗(1048-1085)的功劳，更是孟子升格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1083年，孟子被封为邹国公，同样是宋神宗的功劳；1084年，宋神宗再次下诏：“以孟轲配食文宣王，封荀况、杨雄、韩愈为伯，并从祀。”文庙(孔庙)主祭孔子一人，另有若干人配享、从祀。宋神宗诏封孟子为邹国公，钦定孟子在文庙中具有与颜子同等的配享地位；同时被封的还有荀子、扬雄、韩愈，但在文庙中只是从祀。配享(配食)是其塑像立在孔子像的两旁，从祀是其塑像立在殿下的两庑。所以，孟子的地位远远高于荀子、扬雄、韩愈。

1085年，刚刚继位的宋哲宗下诏将颜子、孟子配享孔庙。如果孟子排在颜子之后配享孔庙，那又如何安排曾子、子思呢?据《邵氏闻见后录》卷3记载,时贤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人们先是引用《孟子·告子下》:“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判断一个人是否孝悌，可以看他如何在长辈面前走路。跟在长辈后面慢慢走，就是孝悌；越过长者往前赶，就是不孝悌。人们想用这段话讽刺孟子，曾子、子思是你的老师啊!你居然跨越你的两位老师，一步坐到颜子的下面，这怎能叫作“徐行后长”呢?这不是“疾行先长”吗?这不正是不孝悌吗?《邵氏闻见后录》认为：这其实不是孟子的本意，因为若是上天有灵，他肯定不喜欢这种做法。

王安石与孟子的关系值得一讲。无论《孟子》进入科举教育系统，还是孟子被封为邹国公，并在文庙配享，宋神宗的功劳都是表面的，背后的推手其实是王安石。北宋一朝，王安石可谓极尽殊荣：宋神宗十分信任他，他过世后被封为至高荣誉的谥号——“文”;1104年，宋徽宗下诏王安石配享文庙，排在颜子、孟子之后，又追封为舒王。但是，王安石更是天字号的“问题人物”,是是非非不绝于缕。思想史不仅有常人看得见的大处，而且有常人不关注的细节。王安石是北宋孟子升格运动的中流砥柱，这是大处；他被人情世故所裹挟，以致与孟子相颉颃，这是细节。既能着眼大处，又能辨析细节，才会真正理清王安石与孟子在思想史上的复杂关联。

1115年，朝廷给邹县孟庙加封了一批孟门弟子：“兖州邹县孟子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皆拟定其封爵：乐正子克利国侯，公孙丑寿光伯，万章博兴伯，告子不害东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陈臻蓬莱伯，充虞昌乐伯，屋庐连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陈代沂水伯，彭更雷泽伯，公都子平阴伯，咸丘蒙须城伯，高子泗水伯，桃应胶水伯，盆成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承阳伯。”此时下隔南渡仅有12年，而孟门弟子首次加封及其故里圣地化不由让人唏嘘慨叹。

北宋末年，另有石刻《孟子》及其文本圣经化令人耳目一新。我们知道，《孟子》既位列《四书》,又厕身《十三经》。今天所见的《十三经注疏》刻于明代，《孟子》究竟何时进入经部呢?这个问题牵扯儒学史的方方面面。简而言之，五代已有蜀刻的儒家石经，但《孟子》未被石刻。宣和年间(1119—1125),席旦出任成都知府，完成了石刻《孟子》之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卷20《蜀石经残拓本跋》认为石刻《孟子》成于宣和六年(1124)。既云石经，表明《孟子》已被当作儒家圣经看待；即使认为石经《孟子》乃是《孟子》进入经部之始，也未尝不可。一旦入经，《孟子》的地位就高大上了。目录学家为此开辟了新的部类——“语孟类”,“语”是《论语》,“孟”是《孟子》。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3《语孟类》指出：“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赵岐固尝以为则象《论语》矣。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孟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今国家设科取士，《语》《孟》并列为经，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故今合为一类。”以前，《孟子》列入儒家。到了北宋，《论语》《孟子》并列为经，成为国家科举教育科目。将《论语》《孟子》并作一类，是宋代目录学家审时度势、与时俱变的结果。

宋祚南移，并未阻隔孟子升格运动的历史步履。1172年，李元纲的《圣门事业图》提出“道统”概念，认为大程、小程是孟子的传人。放眼整个南宋，无论是从重建儒家道统，还是重访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过程，举足轻重的不二人选必定是朱熹。朱熹经过毕生努力，写成《四书章句集注》。1190年《四书章句集注》首次在福建漳州刊印，朱熹时年61岁。《四书章句集注》确立的文本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确立的人物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历史影响世罕其匹。从孟子升格运动看，《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孟子集注》堪称巅峰之作，朱熹可谓百代之师。以南宋为例，尽管朱熹生前屡遭构陷，但身后屡获表彰。1212年，国子司业刘爚建议刊行《四书章句集注》。1227年，前文提过的宋理宗极度褒扬《四书章句集注》,特赠朱熹为太师，并追封为信国公。1241年，宋理宗下诏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这是正式承认程、朱上接孔孟之道的道统谱系。

1267年，因颜子已封兖国公、孟子已封邹国公，而曾子、子思尚无封号，朝廷追封曾子为郕国公、子思为沂国公；同时，颁定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为文庙四配，主位孔子之下的四配依次为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四配”始于南宋之末的1267年，这是孟子地位越来越高的体现。

其实，《孟子》真正进入科举教育系统，不是在宋朝，而是在元朝；孟子地位得到最大提升，不是在宋朝，而是在元朝。一是1287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先读《四书》再读《五经》是朱熹的理念，被忽必烈所继承。二是1313年，元朝规定科举考试课目必须在《四书》中出题，发挥题意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根据。《四书章句集注》正式进入元朝的科举教育系统，这在孟子升格运动中是一个大得不能再大的事件。原因在于：尽管文庙祭祀系统与科举教育系统并行不悖，但真正能够产生长久影响的还是科举教育系统。

元朝对于孟子的父母也有追封，而且是先封父母、后封孟子。1316年，元朝封孟母为邾国宣献夫人，封孟父为邾国公。先封父母，表明孟子提倡的“父子有亲”及其五伦秩序同样有利于元朝的国家治理。前文提及的赵岐说过，“孟子有命世亚圣之才”,认为孟子是亚圣，但这只是思想家的一家之言，并未得到朝廷认可。1330年，元朝对于文庙四配做了重新追封：“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这是尊称孟子为“亚圣”的第一个官方版本。作为文庙四配的颜子、曾子、子思、孟子，1267年被南宋分别封为兖国公、郕国公、沂国公、邹国公，1330年被元朝分别封为兖国复圣公、郕国宗圣公、沂国述圣公、邹国亚圣公。元朝的加封比南宋多了意味深长的两个字，而至关重要的一字是“圣”。

就封号的字数多少而言，从南宋到元朝是做加法，但从元朝到明、清是做减法。1530年，明朝议定将孔子的神位改为“至圣先师孔子”,将四配改为“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1645年，清朝延续明朝的做法：“正中祀先师孔子，南向。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封号的字数多少并非小事，其背后翻滚着文化与政治相互博弈的惊涛骇浪。

孟子升格运动的具体内涵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精神实质在于孟子地位的提升、“孔孟之道”的形成。思想史是由若干关系构成的。比如，孔子与周公相连，形成周孔关系；孔子与老子相连，形成孔老关系；孔子与墨子相连，形成孔墨关系；孔子与颜子相连，形成孔颜关系。孟子也是如此：孟子与子思相连，形成思孟关系；孟子与庄子相连，形成孟庄关系；孟子与荀子相连，形成孟荀关系。重访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过程，有三个不断变化的关系值得重视：一是周孔关系，一是孔颜关系，一是孔孟关系。正因从周孔关系到孔颜关系、再到孔孟关系与时俱进的变化，“孔孟之道”才得以形成。这是因为：1330年，孟子正式成为亚圣之前，官方意识形态认可的亚圣是颜子；颜子720年正式成为亚圣，则是周孔关系变成孔颜关系使然。

唐初讲究周孔关系，几经反复，最终变成孔颜关系。具体而言，624年，“高祖释奠焉，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注重古已有之的周孔关系；628年，“停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周孔关系开始变成孔颜关系；650—655年，“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颜回、左丘明以降皆从祀”,从孔颜关系退回到周孔关系；657年又被恢复，“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为先圣”,从此孔颜关系在唐代得以确立；668年，“皇太子弘释奠于国学，赠颜回太子少师，曾参太子少保”;712年，“加赠颜回太子太师，曾参太子太保，皆配享”;720年，先是“先圣孔宣父庙，先师颜子配座，今其像立侍，配享合坐”,后是“以颜子亚圣，上亲为之赞，以书于石”,颜子被正式称为亚圣；739年，“颜子渊既云亚圣，须优其秩，可赠兖公”。总而言之，唐代以前，先圣是周公，先师是孔子；到了唐代，始而孔子成了先圣，颜子成了先师；继而孔子成了先圣，颜子成了亚圣。通过周孔关系变成孔颜关系，颜子在唐代的地位得以提升。

从周孔关系变成孔颜关系之后，颜子成为亚圣。尽管人们津津乐道于“孔颜乐处”,但并不存在能与“孔孟之道”相提并论的“孔颜之道”。与之相比，从孔颜关系变成孔孟关系之后，孟子成为亚圣，“孔孟之道”逐渐形成。现在的问题是：孟子取代颜子成为亚圣之后，颜孟关系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假如颜子依然具有冲击乃至凌驾于孟子之上的精神力量，这一思想史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周敦颐的《通书·颜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也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孟子升格运动在周敦颐的时代只是揭开了序幕，所以这里既延续颜子720年被称为亚圣的说法，又高度评价“孔颜乐处”,一点也不奇怪。

二程是周敦颐的学生，“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也是孟子升格运动有力的推动者，但他们眼里的颜孟关系颇为意味深长。二程说：“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以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的境界之高自不待言，颜子的气象又高于孟子。假如只是将“孔孟之道”简单地理解为“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亚圣”的核心价值观，二程这类观点就会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人们常说阳明心学的底子是孟子学。殊不知王阳明的《别湛甘泉序(壬申)》甚至认为：“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颜子死后，孔子之道灭绝。曾子不过得了“一贯之旨”,将它传给孟子。对于后面的儒家，王阳明的评价都不高。王阳明那个时代，孟子早已称作亚圣，“孔孟之道”已经众所周知。王阳明为何还对颜子的评价如此之高?

孟子升格运动置身其间的宋、元、明、清儒家思想史，其实是错综复杂的。仅以颜子作参照，我们就绝不能大而化之地理解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一部儒家思想史，诸子之间言孔墨、孔老，圣人之列曰周孔，孔门之内称孔颜，道统之下云孔孟，儒学之中论思孟、孟荀，比比皆是。这些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否则，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只会徒有其表，而不是生动活泼的。

作为通俗并深入人心的理解，我们可以说“孔孟之道”就是至圣孔子、亚圣孟子之道，就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将“孔孟之道”置入两个系统予以考察：一是文庙祭祀系统，其中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四配”;二是科举教育系统，其中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四书”。这两个系统相互呼应，但有主次之分。从相互呼应看，假如认为“孔孟之道”只是孔子与孟子之道，就会忽略颜子、曾子、子思的思想与贡献。以文庙祭祀系统补充科举教育系统，目的就是为了让颜子、曾子、子思——尤其是颜子——能够与“孔孟之道”始终保持牢固的精神联系。从主次之分看，文庙祭祀系统涉及四位配享，科举教育系统涉及四本经典，但以文庙祭祀系统为辅、以科举教育系统为主，目的就是为了让以“孔孟之道”为纲领的《四书》通过社会化的教育制度及其考试机制得以代代相传。

今天，“孔孟之道”已经成为儒学的代名词。儒学的代名词为何不是涉及颜子、二程、朱熹、王阳明的“孔颜之道”“孔程之道”“孔朱之道”“孔王之道”,而是独独选择了“孔孟之道”呢?历史的选择自然有其理由，这些理由有可能是：

孔子传给颜子，颜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到孟子这里绝传。如果讲一头一尾，就是从孔子开始、到孟子终结，所以将孔子与孟子连在一块，有了“孔孟之道”的说法。

《孟子》末章讲“见而知之”“闻而知之”。唯有圣人能够闻而知之，闻而知之尧舜之道的是汤、文王、孔子，闻而知之就是以心传心。孔子之后有颜子，有曾子，有子思。他们见过孔子，所以是见而知之者。孟子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孟子·尽心下》)孟子没有见过孔子，属于闻而知之者。基于以心传心，将孔子与孟子连在一块而形成“孔孟之道”,这是一种体例，而且是一种大体例。

颜子没有作品，或者说没有留下作品。所谓《大学》代表曾子的思想、《中庸》代表子思的思想，历来存有异议。从司马迁开始，有了子思写《中庸》之说(《史记·孔子世家》)。曾子写《大学》之说，肇始于二程，定调于朱熹(《大学章句·经一章》)。这两个说法都是慢慢形成的。《论语》代表孔子的思想，《孟子》代表孟子的思想，古已有之，毫无疑义。从这个角度看，将孔子与孟子连在一块而形成“孔孟之道”,可谓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孔孟之道”最大的精神内涵是内在超越。内在超越是相对外在超越而言的。外在超越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依靠宗教信仰，这是一种高阶位的外在超越；第二种是依靠物质财富，这是一种低阶位的外在超越。依靠宗教的高阶位的外在超越，是神文；依靠物质的低阶位的外在超越，是物文。“孔孟之道”是真实无妄的内在超越，代表了人文的方向，这种人文主义通过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守成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得以实现。“孔孟之道”一方面是道德理想主义，一方面是文化守成主义，旨在通过文化守成主义实现并达成道德理想主义。时至今日，“孔孟之道”仍有其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就在于它是内在超越的，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是一种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的理想，因而真正契合于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